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韩柳论“文”

韩柳论“文”寇养厚韩愈和柳宗元在论及文道关系时虽然都认为“道”是文的内容，“文”只是道的载体，“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是，他们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论“道”之目的在于解决“写什么”的问题；论“文”之目的则在于解决...     

“知”与“力”的融合——论韩愈、柳宗元对文以明道和文学本位关系的发展与超越

以明道的观念指导创作,经常会造成作品的僵化与艺术性的匮乏,使作古文的风气难以普及.韩愈、柳宗元努力发展真正的道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由文以明道--发展为对道、气、文关系的梳理--提出不平则鸣说,他们一步一步消解了明道说的功利性给创作带来的包袱,以对文学独特规律的领会和把握,达到了"知"与"力"的融合.     

浅谈韩愈散文的明道与抒情特征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练,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对于韩文的评价古已有之,要想系统论述韩文的特征实在太多,也很难全面、系统表述清楚,本文仅对于韩文的明道与抒情特征由来和相互关系表述一孔之见。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主张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后世文学和儒学复兴都有很大影响。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永贞贬谪文人的“文以明道”思想

在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倾向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人认为“文”应该服务于“道”，但在“文”与“道”的具体关系上，他们的观点有异。任何文学团体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永贞贬谪文人的文学观点也不是独立于中唐文坛之外的一家之言，他们是中唐文坛上最活跃的文学团体之一，其“文以明道”文学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与当时其他文学流派密切相关，尤其与同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互为呼应补充。     

略论扬雄《法言》对韩愈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不仅辞赋获得后世肯定,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法言》中提出的"征圣宗经"思想,以及他对"文质观"、"述作观"的论述也颇受韩愈推崇。在此基础上,韩愈提出"道"之体系,并由此发展出"文以明道"、"道""文"双修、"陈言务去"、追求创新的文学思想。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王禹傅与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先驱,其诗歌能从宋初的白体诗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其讽谕的传统,并提倡学习杜甫,开宋学杜先河;在散文改革上能发展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文从字顺"的理论,提出"文以传道明心"的新见解,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宋初诗文革新提供范例.     

韩柳文道关系论的三个层次

文道关系是韩柳古文理论的核心。在这方面,人们多看到韩柳"文以明道"的论述,其实,韩柳的文道关系论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文以明道,一是文本于道,一是道归于文。正因为后两个层次的存在,韩柳得以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他们的道论才成为文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论。缺少任何一个层次,对于韩柳文道关系的理解都不全面。     

论韩愈文论观的矛盾与统一

本文分析韩愈提出的三组矛盾的文学审美命题，包括“修辞明道”与“以文为戏”、“师古贤人”与“陈言务去”、“不平则鸣”与“其言蔼如”，揭示出韩愈文论观表面的矛盾性与内在的统一点，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互相补充呼应，对立而统一，使得韩愈的文学思想成为自给自足的圆满系统。     

"异域之眼":日本文话中的韩海柳泉

日本文话尊崇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宗师地位,对韩柳的评骘与中国文坛主流倾向相吻合,其自主意识从"文以明道"出发,突出表现为普遍的"尊韩略柳"倾向,尤以斋藤正谦《拙堂文话》"尊韩附经说"为典型。透过日本文话可以发现,韩柳之明道、宗经思想,务去陈言之文学主张以及如海似泉之文风等,均对日本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可谓日本文话中的一双反观中国的"异域之眼"。     

蔡襄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

蔡襄不仅是北宋一代名臣,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著名的书法家。从蔡襄＂文以道为本＂、＂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思想主要受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古体诗与近体诗差别较大,古体诗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特征;近体诗表现为用语清新、意境清幽、气质清刚等特征。     

试论明清时期古代文论“养气”说的理论发展

明清文论的“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全面发展和丰富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养气”说的重点集中在明道积理、读书积学和临文创作等主要方面。明代家濂等人论“养气”。提倡儒家道德修养和理论修养，有重道较文倾向。清代魏禧等人结合“气”与“才”“理”等关系论“养气”，表现出向唐代韩愈道艺双修的“养气”说的复归。何绍基等人将“明道养气”与培护“真性情”联系起来，重发扬创作个性，是传统“养气”说的深化；明代许学夷、谢榛，清李重华等人发展了宋元以来的读书积学以“养气”之论，重视作家性情品质的陶冶和艺术可能的锻炼，突出了“因性以练才”和“习亦凝真”的思想；明清文论“养气”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向临文创作回归，沈宗骞、章学诚、林纾等人都结合文章气势的创造来论“养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柳宗元的文论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柳宗元,由于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他的文论,一般总是和韩愈相提并论的;而且他们的论点,一般也认为是基本一致的。韩愈论文有“志道”、“好道”的言论,柳宗元论文也有“明道”“翼道”的言论;韩愈“文”、“道”并重,柳宗元也“文”、“道”并重;韩愈学文的最高标准是儒家经典,柳宗元学文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经典等等,在在都可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这当然是由于他们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都曾受儒家教养,都受着当时儒学复古潮流的影响所致。但这绝不等于说韩柳二人的文论没什么区别,而值得注意     

从碑志文看韩愈散文的“尚奇”

韩愈碑志文的创作与他的其他散文一样,都有着＂尚奇＂的特点。这种＂尚奇＂主要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拘碑志常格,打破固有模式;记述墓主行迹多写奇行奇事;语言运用讲究新奇,不落俗套。     

无望速成 无诱势利——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为文之道

韩愈论文之言不多,《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本无心以立言为己之志,韩愈却借此之间,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本文试从具体分析韩愈自我论述的生平实践经验出发,以＂无望速成＂＂,无诱势利＂为切入点,解读韩愈的为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