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归有光崇尚“质实”的文学思想

崇尚"质实"是归有光文学思想之根基,"以质为文"是理解归有光文学思想"两面性"特征之关键。"实"的多重内涵生发出归有光文学思想的不同侧面。为学强调"真知力行",为文主张"文以明道",两者共同影响了归有光"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道事实"的创作原则,真情实感的抒发,以及"以质为文"的艺术追求,则构成了归有光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试论明清时期古代文论“养气”说的理论发展

明清文论的“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全面发展和丰富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养气”说的重点集中在明道积理、读书积学和临文创作等主要方面。明代家濂等人论“养气”。提倡儒家道德修养和理论修养，有重道较文倾向。清代魏禧等人结合“气”与“才”“理”等关系论“养气”，表现出向唐代韩愈道艺双修的“养气”说的复归。何绍基等人将“明道养气”与培护“真性情”联系起来，重发扬创作个性，是传统“养气”说的深化；明代许学夷、谢榛，清李重华等人发展了宋元以来的读书积学以“养气”之论，重视作家性情品质的陶冶和艺术可能的锻炼，突出了“因性以练才”和“习亦凝真”的思想；明清文论“养气”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向临文创作回归，沈宗骞、章学诚、林纾等人都结合文章气势的创造来论“养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永贞贬谪文人的“文以明道”思想

在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倾向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人认为“文”应该服务于“道”，但在“文”与“道”的具体关系上，他们的观点有异。任何文学团体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永贞贬谪文人的文学观点也不是独立于中唐文坛之外的一家之言，他们是中唐文坛上最活跃的文学团体之一，其“文以明道”文学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与当时其他文学流派密切相关，尤其与同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互为呼应补充。     

谈丁玲与胡也频创作的“互文”现象

1930年,丁玲与胡也频的小说创作出现一个"互文"现象,在创作素材、关注焦点和小说表现形态等方面显示出一致性.由"互文"现象反映出他们创作上的伙伴关系和尝试长篇写作的努力;这一现象与早期普罗小说有密切的联系.     

解读接受美学的“二个文本”

接受美学兴起于欧美文坛,其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的作品、作者、读者"三位一体"的研究成为阐释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关系的一派新论.它将读者推向文学研究的前台,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整个西方文论尤其是其后兴起的"读者反应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该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进行解读,可以重新构建一个"三文本"的文本体系.     

韩柳文道关系论的三个层次

文道关系是韩柳古文理论的核心。在这方面,人们多看到韩柳"文以明道"的论述,其实,韩柳的文道关系论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文以明道,一是文本于道,一是道归于文。正因为后两个层次的存在,韩柳得以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他们的道论才成为文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论。缺少任何一个层次,对于韩柳文道关系的理解都不全面。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个人”观念的辨析

<摩罗诗力说>作为鲁迅早期系列文言论文中的重要篇章,通过对"心声"-"新声"、"诗"和"诗力"等一系列关键观念的标举与阐发,在"精神"之后,又为以"立人"为核心的"第二维新之声"提出了一个"诗"--文学的契机,这些观念及其阐述理路,构成了鲁迅早期"个人"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文心雕龙》“师圣”“师心”辨

"师圣"和"师心"是<文心雕龙>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统一于<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中的.无论是"师圣"还是"师心",都是对"道"的体认方式."师圣"与"师心"体现了对创作主体意义的重视,是创作主体的不同的创作取向."师圣"与"师心"的关系也是对文学继承和革新关系的一个注脚.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