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行政的制度实效与制度契合

环境行政主要包括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和环境行政执法,它对确定环境标准、处理环境事件、协调群体利益是不可或缺的。环境行政机制的整合,需要遵循"三元"结构与"三公"原则相统一等原则,从制度内部实现环境行政依据体系与行政力度、环境行政重实体与重程序、专门环境主管部门与非专门环境主管部门、环境行政强制机制与环境行政指导机制的协调;从制度外部落实民众参与制度,并与行政管理制度建立有机连接。     

从二分到合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共行政结构与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日益强调统筹区域与协调发展。与此同时,传统上分割化、闭合化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根源。针对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区域层面的政策规划、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与系统创新来促进区域合作、产业整合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公共行政学的理路出发,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与挑战,需要遵循公共行政体系的内在逻辑秩序与成长规律,改变固有的"中央—地方"二分的行政结构框架,增加区域的"视野"与"选择",实现向"中央—区域—地方"复合型结构范式的转换。通过变革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构造,构建区域合作行政的制度与模式,推进区域合作组织的创新与效能,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清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模式与选择

民事纠纷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转换一个新的视角,从农户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水权纠纷以及农户在纠纷之中的作用。首先,作者将叙述水权纠纷一般有哪些解决模式?然后,作者将讨论农户如何对纠纷解决模式作出选择?最后,作者将说明农户的理性选择与习惯法、地方水利秩序的关系。     

清代水仅纠纷解决机制:模式与选择

民事纠纷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转换一个新的视角,从农户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水权纠纷以及农户在纠纷之中的作用.首先,作者将叙述水权纠纷一般有哪些解决模式?然后,作者将讨论农户如何对纠纷解决模式作出选择?最后,作者将说明农户的理性选择与习惯法、地方水利秩序的关系.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

导言此前 ,笔者以文书史料为主 ,探讨明代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 ,揭示了老人及里长参与同族或村落等的调解 ,辅助官府对官司作出判决 ,在纠纷处理这一构架中起着接合点的作用① ,本稿意欲通过对休宁县茗洲村吴氏族谱————《茗洲吴氏家记》(万历年间抄本 ,以下简称为《家记》) ② 的探讨 ,进一步考察明代徽州一宗族处理相关纠纷的实态。同书卷十《社会记》 ,以年表的形式 ,记录了明代中后期长达一百数十年间吴氏家族发生的各种大事 ,其中 ,包含有许多与其他宗族之间的纠纷 ,卷十二《杂记》中也收录了一件有关大规模诉讼案件的文书 ,…     

一元亦或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徘徊与抉择

和谐社会是一个矛盾纠纷不断得到妥善解决,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和关系不断得以调整的动态过程和螺旋式上升的结果.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顺应了这一时代需求,它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运作系统.为此,我们必须从非诉讼机制,即行政调解;准诉讼机制,印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诉讼机制,印行政纠纷的诉讼等方面对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理论架构,并不断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各项制度的内在机能,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对接与协调.     

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明代洪武年间的都保制——兼论明初乡村基层行政组织

都保制为洪武十三年前明代乡村基层行政组织之一,是理解明初基层行政组织的关键.明洪武年间的都保制,乃是承袭宋元乡村基层组织旧制,广泛存在于南宋旧地的南方地区,同时北方部分地区亦有所设置,文献记载多简略为"都"而非"都保".洪武十四年的里甲制,既非承元,亦非返宋,而是明代的制度创新.现有洪武十三年前明代乡村基层组织的论述,多失之偏颇.     

基层调解与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对一起乡村交通事故的法社会学分析

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常被运用，从乡村纠纷解决的个案实践中，可以看到基层调解具有化解纠纷的良好效果。基层调解通过实现情境相对正义、权威与信任以及妥协与共赢调解策略等机理而达到有效化解乡村基层纠纷的功能。从本质上看，基层调解之所以能够取得化解基层纠纷的良好效果，关键在于其具备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当前的乡村社会秩序可以说是由法治力量和礼治力量混合、共存的法礼秩序，要更好地化解纠纷实现秩序，就需要将法治与礼治两种力量融合起来，形成合力，将会促进乡村社会的“善治”。     

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本文提出 ,要从解决社会纠纷的角度理解行政救济制度的价值。良好的行政救济制度必须符合公正性、法律性、普遍性和司法最终性等基本要求。反思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两条基本思路 :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济体系 ,应着重加强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当务之急 ,是加强行政纠纷解决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本文还概略地阐述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之一,对于巩固统治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现代多元解决纠纷机制的型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中国调解工作室制度研究——基于上海与广安模式的考察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利益格局处于急剧的调整之中,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处于高发阶段,而传统的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解决能力方面不断下降,各种新型调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浮现,调解工作室则是传统调解组织社会化的代表之一。调解工作室是以调解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工作室,作为新型调解组织,调解工作室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当前我国典型调解工作室的比较研究,分析典型调解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和机制特点,从而探究我国调解工作室制度运行的社会结构,深化对我国新型调解组织在转型期社会的独特社会功能和价值,从而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何将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命题.为破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金融排斥"与"门槛效应",一些地区尝试使用乡村"道德银行"模式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一模式成功地激发了乡村社会中的内生秩序关系,并且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嵌入乡村治理的互动合作体系.因此,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创新和改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行政契约与权力理性

传统的行政契约制度研究往往局限于行政法学的范畴体系,缺少法理念与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因此,有必要从权力理性的角度对行政契约制度进行再思考。权力理性是国家理性的核心议题,权力理性是行政契约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行政契约制度的具体运行应以实现权力理性为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