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阐释

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以及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关照。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为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阐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其实体现了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选择。     

安德鲁·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透视

翻译伦理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它讨论的是译者和其他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切斯特曼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大伦理模式。五种翻译伦理的提出把翻译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通过对翻译伦理的回顾,重新透视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指出模式各自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不足,希冀进一步构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式,纠正其负面影响。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忽视了翻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的,指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确定等方面。     

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英译《诗经》的翻译伦理

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翻译伦理对诗歌翻译描写和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影响。翻译伦理的内敛性要求译者坚持“忠诚”法则,注重原文的语言形式和美学特征,伦理的外倾向性表现为译者的个人意识和个人风格。沃森选译《诗经》既有外倾性伦理,又有内敛性伦理,两者之间虽有矛盾性,但在“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调和下,可以达到“和谐”统一,在诗歌翻译中体现“和谐”伦理。沃译《诗经》所追求的伦理观和翻译策略为中国翻译家英译中国古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翻译伦理再思考

翻译伦理作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刚刚开始,文章通过对翻译主体间伦理的系统回顾,指出翻译主体间伦理的讨论不能单纯强调译者单方的责任或权力,其他主体如赞助人、评论人同样对于理想翻译的语言或文化动因的实现负有责任。同时,对译者忠实于文化间伦理的必要性、作者给予译者不忠实的权利、Lefevere有关中西方忠实策略的不完善之处、译者的可读性、责任的相对性以及赞助人的多层次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普适性思考之翻译主体指涉与定位探究

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组成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西方翻译伦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普适性翻译伦理的建议。然而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没有明确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具体指涉,对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定位也不一致,旨在融合这4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普世翻译伦理的设想不可行。     

译者伦理的多元性——以《红字》序言的翻译事实为例

以小说《红字》序言《海关》的翻译为例,从文本层面微观分析译者伦理的多元性.《红字》的多个译者对《海关》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全部删除、部分译出、全部译出.这三种类型翻译的差别清晰地表现出面对同一文本,译者遵循不同伦理的倾向.另外,同一类型译者的伦理现亦有差异,如全部译出《海关》,胡允桓是因为被动接受主流翻译规范,姚乃强则是主动迎合的结果.再者,同一译者也可能在同一或不同时间遵循相去甚远的伦理,如韩侍桁正文中删掉《海关》,体现了靠近读者的意愿,而他严谨的译文又是靠近原作者的.译者伦理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纷繁复杂和多元交织的态势.     

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会体现出主体性,但是其主体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权力话语就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伦理观念等权力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和操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译者主体性是权力话语操控下的能动性。     

文学翻译中读者对译者影响的伦理分析

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给翻译过程中读者主体的研究予启发。伦理道德因素是翻译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不但制约译者,而且影响读者。翻译活动中,读者对译者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从伦理的角度,以文学翻译为例,探讨读者对译者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这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对译者定位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不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职业译者,此外,在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的程度、译者与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两种理论也持不同的观点。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论英汉语翻译中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

在英汉语翻译中,要达到”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译者必须对原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相应的转换,以便让目的语读者最大限度地领略到原文作者的本意,为此,首先须在语际翻译中融入语内翻译这一过程,实现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过渡。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人物与景物意象翻译——翻译美学的视角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景物意象都非常丰富,而成功的意象或意象群在内涵上会引人深思,因此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如何在翻译转换中保留意象的审美功能和阅读美感,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和景物意象大都带有多重审美意蕴。从翻译美学角度对其中的人物意象与景物意象的翻译加以研究,利于深入探讨小说中意象翻译的审美再现问题,为意象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试析葛浩文的翻译伦理观——以莫言小说英译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伦理研究日益成为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为基础,探讨译者的翻译伦理模式,即译者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努力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并尽最大努力实现跨文化交流的任务。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论社会需求是翻译选择的决定因素

本文从翻译选择的三个方面——文本内容、翻译方法、意识形态之选择——论证了只有社会需求才是译者多维选择的依据。这与胡庚申教授的翻译生态学理论并不矛盾。翻译生态学认为,翻译就是以译者为中心的多维选择与适应。本文认为,只有社会需求才是译者多维选择的决定因素,只有依据社会需求作出的选择,才能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译作才能被社会接受。     

论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混杂性

混杂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混杂性是一种客观的普遍存在。译者身份的混杂性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赋予译者能动性。翻译策略的混杂性是重塑民族文化身份、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全球化时代要求异化与归化的有机结合,即翻译策略的第三条道路。混杂译本是全球化趋势下的自然结果。混杂性是翻译中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诉求。对混杂性现象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立人”应“自儿童始”——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首先是位翻译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此为学界对其之新定位。他的儿童文学翻译中富含成人因素,其翻译方法为直译加意译,以直译为主。他的儿童文学翻译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从规范视角看儿童文学翻译——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本为例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欧美家喻户晓,尤以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为成功,其译作在中国也广受好评,这与其译者是紧密相关的。以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典型的策略进行分析,找寻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来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