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逮捕措施中的证明问题研究

逮捕措施的证据范围不仅包括证据要件,而且还包括罪责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逮捕措施的证明标准是证明逮捕措施必须达到的真实程度,是刑事司法实践所认可的以证据为基础来衡量逮捕措施施用与否的准则,也是在证明理想作用下的现实证明追求。逮捕措施的证明应当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以卷宗材料为中心的行政化书面审查过程中,逮捕措施的证明过程其实是流于形式的。逮捕措施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基本上依赖于案件承办人的内心判断,这种内心判断往往取决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需要以及追诉犯罪的职责要求。     

准司法审查模式下的逮捕必要性及其证明——从人权保障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

由于逮捕强制措施特殊的人身强制性以及犯罪追诉过程中侦查权可能的过分扩张,基于比例性原则,《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关于逮捕适用中的必要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于逮捕必要性的内涵、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关系未予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疑难。加之,法律修改前后,虽然有学者提出"司法审查"或"准司法审查"模式,但其中缺乏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的讨论。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基础,明确社会危险性是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前提,逮捕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价值考量,是逮捕适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过程,应当通过论证式的模式(证明)进行。以此为进路,逮捕必要性的具体证明应该在移送程序、审核程序、决定程序上加以规范,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司法审查模式"。     

逮捕证据标准问题研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检机关对逮捕证据标准应该统一认识.逮捕证据标准是侦检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拟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提出的证明自己的主张所要求收集到的证据体系和标准.逮捕证据标准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提请逮捕和批捕时要按照这些标准对证据进行审查,从而确保正确地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监察调查双轨制视域下证据规则的界分与衔接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混同适用证据规则,造成法理上的冲突矛盾,也导致反腐败资源浪费及权利保障不足。监察调查双轨制是证据规则界分与衔接的基础,职务违法应采取“高度盖然性”和“真实确信标准”的多元化证明标准,职务犯罪应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这两类案件应适用差异化的取证手段,并以性质要件、对象要件作为差异化适用的主要标准。针对“违法-犯罪”案件转向中职务违法证据与职务犯罪证据的衔接,应遵循实物证据可以转化、言词证据重新制作的规则。     

刑事证明方法研究——以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为分析理路

［摘要］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刑事证明的两种基本方法，其划分主要基于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不同而对证明作出的不同要求，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证据资格、证据调查程序与心证程度三个方面。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方法的运用，对于刑事诉讼具有促进诉讼效率、人权保障和真相发现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进行严格证明是大陆法系与英美国家的普通做法，对于量刑情状事实的证明，本文认为在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部分案件中可以进行自由证明，对绝大部分程序法事实，应该采取自由证明，但是对于自白任意性应该采取严格证明。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浅议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将诉讼的证明标准规定为“证据确实充分” ,确立的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而这种证明标准具有法哲学认识论上的缺陷及不可操作性 ,只有将“法律真实”确立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才为可行。作为民事诉讼的“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应确定为“盖然性占优势”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论逮捕证明标准

现行逮捕证明标准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可考虑对逮捕证明标准作以下改进,把刑法规定的犯罪分为可捕罪与一般犯罪,可捕罪逮捕证明标准为"合理相信",指有充足证据使人合理相信犯罪嫌疑人涉嫌应捕罪;一般犯罪的逮捕证明标准为"犯罪暂时真实",且能绝对优势证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有逮捕必要。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电子文书的原本性确保及其证明问题

电子文书的原本性,是指电子文书具有原件价值,一份电子文书具有原件价值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件：内容同一性保证;作者真实身份保证;制作时间保证。为了保证电子文书的原本性,可根据一定的标准,采取相应的方法对电子文书进行保存和管理。在需要对电子文书的原本性得到确保进行证明的场合,可以采取以下五种方法,即电子公证;电子文书证明服务;电子签名;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登记备份制度;证据契约。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理、程序与证明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具有正当性。但它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立法应增设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裁定提供救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针对西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把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两大法系的标准进行比较,表明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价值与不足,并就其完善提出建议.     

二元家庭暴力证明标准初探

传统严苛的家庭暴力证明标准和立法改革中过于宽松的家庭暴力证明标准尚有缺失存在,而要在家庭暴力民事认定上实现"受害人"与"施暴人"在利益上的衡平,建议采用二元家暴证明标准。依据二元家暴证明标准,对于作为离婚理由的家庭暴力认定采用相对宽松的证明标准,而对于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理由的家庭暴力认定则采用相对严格的证明标准。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又可分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人们认识事物常态和现阶段的法律状况等因素,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过程中有些事项需要予以注意。     

论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完善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领域乃至诉讼法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人民法院都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在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乃是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尽快通过立法修改等方式予以协调解决.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诉证明标准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对于如何重新确定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没有达成共识。根据提起公诉证明的自向证明和他向证明的双向性特点,公诉证明标准从两个方面来体现:自向证明检察人员首先应达到内心确信,他向证明则应该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有很大的可能性。     

论诉讼中的"二元"证明标准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在我国证据法中移植英美法上的"二元"证明标准.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反驳理由,并指出,这种移植既无必要性,也缺乏可操作性.     

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把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刑诉法虽对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和适用进行了修改和细化，但有关社会危险性的“可能”、‘“现实威胁”、“企图”等情形仍需办案人员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本文拟以现有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社会危险性的具体认定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