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日军鲁西细菌战述析

1943年秋，日军在鲁西地区发动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细菌战，速成了这一地区霍乱流行，致使数十万无辜百姓感染死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魂系太行峥嵘日

1943年夏,我奉命从十八集团军总部调到冀南银行工作(当时银行受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冀行成立于1939年10月15日,是党中央发展根据地经济,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金融机构。它所在的太行区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八路军总     

魂系太行峥蝾日

1943年夏，我奉命从十八集团军总部调到冀南银行工作（当时银行受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领导）。冀行成立于1939年10月15日，是党中央发展根据地经济，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金融机构。它所在的太行区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     

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943年抗旱减灾述论

1942年～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旱灾造成边区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社会秩序紊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除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互助互济来救灾民之急以外,边区军民主要通过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和大种,植树造林等方式来进行抗旱减灾与生产重建.这些抗旱减灾措施的实施为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最终战胜旱灾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的抗旱救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科林伍德后期表现主义美学思想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英国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1889年出生于兰开夏郡的考尼斯顿,从小受到父亲给予的良好家庭教育,1908年入牛津大学读书,1912年大学毕业,后任牛津大学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从事战时工作,战后重返牛津大学,任潘布罗克学院研究员.1934年任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学院形而上学教授,1941年因病退休,1943年病逝.     

“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我所知道的歌剧《白毛女》创作演出

1941年秋,我入学陕西绥德师范,并有幸于1943年下半年被校方派往由张庚同志带队赴绥德分区（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巡回演出的延安鲁艺文工团做学员,这是我年少时接受艺术教育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里聚集着一批在陕北人民群众中享有盛誉的文艺工作者：     

前进中的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坐落在革命圣地延安，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1943年至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相继并入，其历史可以上溯到1937年。     

《鲍培九十寿辰纪念文集》简介

1987年8月8日是美国著名蒙古学家N.鲍培90寿辰.鲍培是俄罗斯人,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烟台市芝罘,1925—1941年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43年移居德国柏林,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赴美国,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退休。1929—1942年,他曾在外蒙古、中亚、阿塞拜疆、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土耳其等地进行语言、民俗调查。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的分期问题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的分期问题,最早见于山东军区战史,该书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创建时期(1938年5月——1939年3月),三角斗争尖锐化时期(1939年3月——1943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再发展时期(1943年3月——1945年8月),全面反攻时期(1945年8月——1945年9月)。后来,济南军区大百科全书送审稿中将山东抗日根据地分为三个时期,1939年——1940年为初创和发展时期,1941——1942年为最困难时期,1943年至抗战胜利为恢复和冉发展时期。《山东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刊登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山东抗日根据地史     

反对党内“左”倾错误的锐利武器——学习刘少奇同志《论党内斗争》的体会

《论党内斗争》是刘少奇同志1941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所作的一次著名讲演。1943年2月,少奇同志亲自校正原稿并作了修改,作为党的整风学习文件印发全党。这篇文章同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等名著一样,闪烁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略论1941—1943年间的共产国际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这是共产国际生命活动的最后两年时间,也是共产国际整个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对这段时间共产国际的活动,人们所知甚少,国内的教科书或有关专著也无甚记载,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以填补共产国际历史研究中的这段空白。     

马背上的钞票发行库

1939年10月15日,为了确保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经费、发展根据地的农工商经济,八路军一二九师曾经在晋东南黎城县山区的小寨村成立了冀南银行。此时日寇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正在疯狂进行着,日本鬼子残酷地把根据地分割成太行、太岳、太南、太北这四块“田”字形局面,妄想逐步蚕食直至彻底消灭,黎城县东、南、西、北的所有城镇也均被日寇侵占。这就给刚刚诞生的冀南银行在货币发行工作上带来很大困难和严重冲击。当时,冀南银行的印钞厂、发行库都设在距离总行所在地小寨村方圆几十里的石锁、霍家庄、窑门口等几个小山村中。如何才能将那些印刷好的钞票发行到根据地军民手里？如何才能完成“统一币制、抗击伪钞、稳定经济”的战时根据地金融任务？冀南银行的工作人员书写下一段极其特殊的货币发行史。     

邓小平对筹备召开党的七大的贡献

邓小平没有出席党的七大,却在被称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心脏和战略中枢”的晋冀鲁豫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做了重要贡献,并在七大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起点,也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光辉的亮点。对七大组织准备的贡献1943年8月,中共中央抽调彭德怀等回延安出席七大,任命邓小平为北方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也是在这年8月,中央决定再增加部分七大代表名额。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北方局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区委经过紧张而细致的推选工作,分别落实了新增代表名额。1943年10月23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汇…     

宋景诗投诚官军及攻打柳林团问题辨析

宋景诗投诚官军及攻打柳林团问题辨析黄清源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初，“直东地区”即河北、山东边区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由天龙八卦教发动，所以清政府污为“邱宰教匪”（邱县在冀南、宰县在鲁西北）。领导人为教主张善继和杨泰，主力有五支，以黄、红、白、绿、黑五...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论1941—1945年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美国尚未参战，但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执行着大体支持苏联的政策，珍珠港事件后，双方还建立起同盟关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力量的增强，1943年以后，美国的对苏政策则在保持同盟关系的同时，力图消耗苏联，并与之争霸。     

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

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发动鼠疫细菌战.国际顶尖的鼠疫防疫专家伯力士从1941年12月,开始主持为期一年多时间的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他在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成功阻断了鼠疫传染源,保卫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卫生安全,彻底粉碎了日军的细菌战图谋.伯力士作为外籍专家在常德鼠疫防控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浅论第二战场的开辟和作用

经过周密的准备,英美联军于1944年8月6日登陆诺曼底,登陆的规模在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它戳穿了希特勒“大西洋壁垒”的神话,迫使法西斯德国在两线作战,加速了第三帝国末日的到来。第二战场象任何历史现象一样,都具有自身的规定性,联盟内部关于第二战场开辟的时间、地点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第二战场原应发挥的作用。一1941年8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第二战场问题始终是盟国关系中的神经中枢。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之后,苏联几乎承担着德国全部军事力量的压力。1943     

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

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集中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其中,1939-1941年是重庆遭遇大轰炸最为惨烈的时期.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宋美龄在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抚慰灾民,并以对外广播、演讲以及战时书写等方式谴责日军暴行,苦劝盟友慷慨相助,为推动重庆国民政府获得广泛的国际同情与各方援助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