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起源于保定西部安阳盆地考

殷商起源于河北省顺平县安阳镇所在的安阳盆地,殷祖契的封地商在河南省安阳市附近的漳河流域。殷祖契居于安阳盆地,其子昭明以此为根据地,沿太行山东麓南下,首先到达邢台市泜水南岸今邵明村附近古称砥石的地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开发,昭明以此为跳板继续南下,到达商地。昭明子相土经营商地,并东征古渤海之外,即古大野泽周围的鲁西南、豫东区域。在契第七世孙亥及亥子上甲微时代,向北征服有易,解除北方的威胁。到汤时代,又利用安阳盆地作韬光养晦之所,并以此地为起点,首先征讨西邻葛公盆地的葛国,开始了灭夏的征程。汤充分利用了前辈建立起来的砥石、商等据点,尤其是把鲁西南、豫东区域,作为西征灭夏、建立商王朝的大本营。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下的民人科举问题研究 ——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是保证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举措.清朝统治者继承前朝的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因此,旗、民在科举问题方面呈现的差异性既是对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具化,又是巩固并强化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保障.而黑龙江地区则因地处最北方,成为清政府保障八旗统治优势,不受汉化染指的堡垒.以黑龙江地区为例,阐述该地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明晰民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黑龙江地区民人科举的相关问题.旨在为清朝民人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未刊稿)

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呜乎判,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中国之学院,集大成于孔子,孔子之学,有用之学也。自孔教不得其传,而中国人士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而西人乃遂以有用之学傲我。其国之士、农、工、商以及妇孺莫不有学。其为课也有定程,其为效也可预计,而其大旨则无非推本于民生日用之常,而有关于国计盈虚之数。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探析

从柳宗元柳州时期诗歌的内容来看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 ,虽然因长期遭受贬谪而常常处于抑郁痛苦之中 ,但是其思想并没有颓废倒退 ,他以“泽加于民”的实际行动 ,实践其“吏者民役”的吏治主张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与变迁——以赐民爵为中心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本来是以民爵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民爵赐予中现实政治、经济权益赋予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乃这一制度机理的根本所在.赐爵日渐轻滥、民间爵的买卖流移及入粟拜爵等因素的注入,在使获爵途径多元化的同时也潜在地导致以爵为核心的等级身份机理内涵的变化.随着民爵赐予在实际政治、经济权益赋予层面趋于萎缩,其在基层等级身份塑造中地位趋于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以财富为本的自然性而非政治性因素在基层等级身份领域作用的增强.     

论王夫之的尊君和重民思想

建立在传统天道论基础之上的人道论是王夫之哲学、社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的人道论主要体现为尊君和重民两个方面。其尊君论的核心是以道统限制治统 ,君主只有遵循道统 ,先德后治 ,先公后私 ,以民为先 ,在此前提下励精图治 ,才是合格的君主。否则 ,臣、民可以不忠 ,可以易君 ,可以革命。所以 ,王夫之提倡的是相对的君权论。关于重民 ,王夫之重视人民的力量 ,恤民、忧民 ;要求君主必须采取措施 ,让人民安居乐业 ,富而教之。但他又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怀疑人民的能力、畏惧人民的力量。所以 ,在制约君权和重民这两个方面 ,王夫之要逊色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在对民主和人权思想的开拓方面 ,他还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畴之内而没有大的创新和建树     

治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试申其义

治民之道。其犹操弓乎。以严治民。而使之终岁勤动。靡寒靡暑。民不堪命矣。恶乎治。正犹弓之久张而不弛。则力必绝也。以宽治民。而使之习于媮惰。溺于晏安。民皆玩愒矣。又恶乎治。正犹弓之久弛而不张。则体必变也。盖一于严。则火烈民畏。其失之也多苛残。苛残固足以病民。一于宽。则水懦民玩。其失之也多姑息。姑息又适以养奸。宽严相济者。其惟文武之道乎。文(?)     

“善政”及其正当性问题——孟子“以生道杀民”说新探

《孟子·尽心上》第十二章“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之说,历来为注家所疑,当下学界亦无定论。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关乎对孟子民本与王道思想的整体性理解。有关“杀民”的解释,以赵岐的“治狱说”和程朱的“淑世说”为代表,而这两派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杀民”的动机与目的。实际上,对“生道”之哲学意蕴的阐明是正确理解“杀民”的前提。“生道”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内涵,其与“仁道”相通,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则展现为“王道”。王道政治包含“善教”与“善政”两个方面,“以生道杀民”属于后者的范畴。“善政”的正当性原则就是“义”,其具有外在规范与内在规范的双重维度。从“义”出发,政治实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得到保证,而违背“义”则可视为对王道政治秩序的破坏。这一点应为政治共同体内的全部成员所认同和遵守,故背义之民被杀而无怨。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王勃任职沛王府考论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虽命短，但才长。细致梳理王勃的生平、创作，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王勃短暂的一生中，任职沛王府是重要的时期。考察此时前后王勃思想、心态、创作的变化，探讨其内在原因与意义，不仅可以客观地认识王勃及其作品，而且可以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和思想文化背景。     

齐己《风骚旨格》的诗学理论架构初探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他对诗的形式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关注诗歌的文学性问题。齐己架构了一个关涉诗歌类型学、风格学、结构动力学、主题学、诗歌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其理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禅宗的影响。“诗有十势”,是齐己的诗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分析、归纳与探索了诗歌结构所构成的诗歌意脉,及其构成意脉的诗歌结构所展现的内在张力。     

夏背景下商代兄终弟及继统法原因探析

夏代的王位继承在正常情况下是父亡子继的,先商部族首领的产生方式也是父亡子继的,但商汤灭夏后,就为之一改,王位继承制度成为兄终弟及。其原因或在于夏作为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的背景和商汤灭夏后面临的不得不如之的形势。面对此景,商天下的开创者可能决定在继统法上实行兄终弟及,并定下广建婚姻的国策以为之辅。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乌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易于感怀,情感细腻;因此,《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白居易的这种性情特征对词体的生成影响巨大.     

"时日曷丧"浅议

夏代日神是一个降灾致祸的恶神,夏桀的暴政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可能曾经编写了很多歌谣抒发对夏桀的怨恨之情,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尚书·汤誓>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是其中传播较广的一句,后来这些歌谣被商汤所利用、转述,成为其伐桀的一个借口.一个本来非常明确的问题被后人复杂化了.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论西夏文

西夏原是唐代羁縻州,用汉语写作,传世的是文书、奏议一类应答之作。西夏建元以后采取双语规范制度,用汉语和西夏语写作。西夏文主要是黑水城文献,还有一些碑刻、抄本等,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西夏文以实用为上,利为价值尺度,思想上释道儒三教并行,彼此地位起伏不定,行文亦韵亦散,并不讲究。西夏有专门的写作机构,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西夏文中还有一些翻译文献和理论著作,但数量不多。尽管如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无论。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