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语言现象概述

宋代有丰富的语言和文字。汉语在各种语言现象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受当时各地社会生活的影响,汉语出现口语化倾向,各地方言、民间口语被大量地保存在各种文献中。除汉语之外,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大量出现,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鹘文、古藏文等,这些语言文字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宋代语言丰富多彩的局面。     

《圣威平夷歌》中所见西夏与克烈和亲事小考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圣威平夷歌》描述了西夏与周边民族的和战关系,是研究西夏民族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关于西夏与克烈部和亲事不见于汉籍史乘的记载,但可与波斯文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认定《圣威平夷歌》中的"亦延台"其实就是克烈部首领王罕之弟客列亦台,此人将幼女嫁给了西夏国王安全之子。其事发生的时间当在1209~1211年之间。     

西夏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西夏时期的《文海宝韵》和《文海杂类》,是模仿《广韵》(1007年)编写出来的。西夏文同样也是模拟汉字的特点创造出来的。西夏建国以后以西夏书面语代替了汉语书面语。西夏书面语是以西夏主要成员的弥(党项)族方言为基础创造出来的,通过汉文典籍和佛典的翻译工作,西夏书面语从仿照汉语模式逐步演变为一种精制的模式,这表现在西夏文《法华经》中出现的弥族方言典型的日常用语的语法现象,如接头词一、二 动词形态,A、B 人称代名词。《同音》代表了西夏书面语的正确写法,但佛典中又常常出现违反这些语法规则的现象。为了正确理解佛典,复原西夏语的正确模式是很必要的。     

网络下的西夏文及西夏文献处理研究

当前随着西夏研究的不断深入，将西夏文及西夏文献计算机网络数字化和文本化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利用计算机在网络环境下对西夏文及西夏文献的处理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的西夏字库、“夏汉电子字典”的修正和补充，进而建立新的西夏文网络字库和在线夏汉电子字典等数字化资源，同时研究西夏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整理的解决方法和实现技术，最终将西夏网络数字化资源集成并整合为较全面的西夏学数字化网络资源平台。该平台可以实现西夏文的网页显示、文献资源的快速更新与发布。通过该平台的建立进而探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计算机研究方法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     

西夏医药学成就初探

西夏医学研究是西夏科技史研究领域内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其主要原因是资料缺乏。《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公布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本文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主要利用其中的文物考古资料即出土的医方 )及其他西夏文文献为主 ,结合相关汉文文献和藏文文献资料 ,拟对西夏医药学状况作比较全面的探讨 ,对西夏医药成就及其特点作一评价。     

西夏兵器及其在中国兵器史上的地位

本文以西夏文、汉文文献为主 ,结合考古文物资料 ,从种类、制作的材料、方法、规格以及配备、校验等管理制度几方面入手 ,拟对西夏兵器作尽可能全面的分析探讨 ,对西夏兵器在中国兵器史上的地位作尽可能客观公允的评价 ,以期对西夏兵器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对西夏兵制的研究亦能有所裨益。     

黑城分例文书中的属相纪年

在1983~1984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古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汉文、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文文献,其中以汉文文书数量居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时间集中于元代和北元时期。这是研究当时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由于以往学界多把重点放在研究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方面,所以,对这批汉文文献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其中,分例文书所反映的属相纪年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日本藏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考略

20世纪初在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包括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批珍贵的佛经文献当年散失严重,出土后一部分文献被掠至海外,劫余之物入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当年流失到海外的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的精品,该文献保存完整,属于元代的善本,距今七八百年之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日本藏西夏文献一直没有完整公开刊布,国内学者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的研究还很少,笔者在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文献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比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海内外收藏的不同版本,试就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作初步的探讨。     

俄藏西夏文佛经用纸与印刷

佛教兴盛，佛经传播至关重要。西夏佛经的翻译、刊印抄写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佛经需求量的增加和佛教僧侣的印经活动极大推动了西夏造纸和印刷业的进步。文章主要对俄藏西夏文佛经的用纸、佛经刊印与抄写、佛经的装帧等情况作一简要论述。负责书籍雕刻刊印的机构刻字司是西夏一个政府机构，既负责刊印世俗文献，也负责刊印佛教典籍，印刷地点主要设在规模较大的寺院里，由寺院完成具体印刷工作。     

西夏文词典佚缺字形结构与反切拟音解读

本文依据西夏文词典《文海》的构字规律，从西夏文字与汉文字的对比中剖析了西夏文字的实质，叉从已知的材料中运用音韵学原理、西夏文的同居韵原理，提出了解读佚缺、未知西夏文字的字形结构与反切拟音的规律、思路、方法和手段，这对弥补西夏文字的空白、全面了解西夏语言文字体系、西夏文与汉语的关系、西夏文字形声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论现代中国语言学中的人文性研究

本文对现代中国语言学中的人文性研究从理论来源、研究实践、基本特点三方面作了历时性的描述。认为这一时期的汉语人文性在理论上有着中国传统语言学、西方语言学、苏联语言学三方面的来源；在研究实践上主要体现为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专论性的著作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这一时期的汉语人文性具有以下一些特点：联系的现象主要是社会文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字与词汇，研究活动开展是零星、掺杂着进行的，缺乏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辞书学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公布掀起了简帛研究的热潮,但从辞书学角度来研究这批简的成果却很少。辞书的编纂者囿于传世文献,不能全面、客观地运用文献材料,这就导致语文辞书所收许多词的书证、释义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且词语漏收现象甚多。《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许多字词具有极其重大的辞书学价值,因此从书证订补、义项订补、词语增补角度来研究这批竹简具有重大意义。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物”条文的观察

了解西夏的法律与社会是我们研究中国十至十三世纪法律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从当时的两份文契切入,这两份文契的标的物均涉及"畜物"之内容,它们都应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调整社会生活之产物。该法典中规定了大量的关于"畜物"内容的条款。历史地考察西夏社会及民情,不难得出"畜物"对当时西夏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畜物"成为该律令调整的重要对象。因此,大篇幅规定调整"畜物"之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的基本是一致的。在讨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有益思考。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文学观念，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近代小说文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小说类型扩大，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叙事模式出现了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等；长篇章回小说体制的冲破；汲取西方小说艺术技巧；环境描写的加强。这一切都为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中国小说在近代化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