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化视角:木山英雄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是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为了避免将鲁迅绝对化和主观化,他从相对化视角对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人以及现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了并行研究,由此进入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拓荒者——李景彬

李景彬的专著<周作人评析>、<周作人鲁迅比较论>可谓中国最早的两种研究周作人的个人专著,前者更是第一部周作人研究的个人专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作人研究的演进让人看到了令人遗憾的局面--相关的学术史文献以及相关的后续研究出现了忽略李景彬富于学术个性和学术钻探力度的研究成果的偏向.而纵观当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现状,李景彬的研究立场、思路和声音恰恰是最缺失的.80年代李景彬的周作人研究有着可贵的整体意识、时间意识,他坚实、稳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他对于周作人的一系列肯定和质疑、否定、批判呈现出独到的学术意义,也留下了尚待阐发的学术问题.     

罗素对周作人“非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周作人早期思想研究中,罗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详细地考察了罗素的"非宗教"观、自由教育思想以及闲适观对周作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非理性宗教情绪的批判、对形形色色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以及对自由闲适生活的重视等均与罗素的影响密切相关,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和研究他后来的蜕变及思想的复杂性。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际遇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享誉全国,而且在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在20世纪20到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下去,而代之以"现实的方向"前行.造成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悲剧遭遇原因是:个体优先与群体本位的矛盾、娱乐游戏与传统教化的对立、西化儿童观与传统儿童观的冲突.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城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图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日本文化情结与周作人的附逆

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日本文化情结。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是长时间被扭结的抹煞了民族界限和剔除了正常理性的特殊精神—心理现象,它是周作人在民族危亡时的民族立场的迷失和在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的内在情感因素和隐形动因。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否认日本文化情结与其附逆的必然逻辑关系。     

背离?还是回归?——周作人与中国文人传统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而又绕不开的存在,历来褒贬不一,话题之多或许仅次于鲁迅。周作人及其思想是相当复杂的,儒释道及古希腊、基督教、日本等文化体系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纵观其一生,周氏的思想与创作与中国文人传统关系密切。笔者站在背离与回归这两个维度上,通过分析周作人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创作与活动,考察其与中国文人传统之间的关系。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其渊博的知识与见解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他的民俗学研究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从思想脉络上讲主要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成分，同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者的影响，更多地还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风俗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本文在梳理周作人民俗研究的目的及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其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希望对现代民俗学研究者有所裨益。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宗教气”的批判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气"和教士人格予以高度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并不比民众更少,尤其是在独断地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掌握了超绝的客观真理、缺少对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等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很多.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

对古希腊文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他不仅翻译、介绍了古希腊的神话、古诗、戏剧、寓言和修辞学等著作,还通过自己对古希腊文学的认识和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在批判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鉴别,以期实现国民文化和素质的改造.     

论周作人的审美个人主义——兼及对其评价史的考察

基于"五四"以后周作人文艺观的思想实质,本文用"审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并进而考察了周作人的审美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批评观、文学史观、生活观等思想形态的理论内核与发展逻辑;同时,结合各个时期人们对此的不同评价,本文呈现了这些思想形态被现代中国文坛接受与拒斥的状况,并从思想史的层面探讨了周作人审美个人主义的理论资源与历史意义.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     

"自由至上主义"及其命运:周作人附敌事件之成因

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不同,周作人是自由至上主义,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周作人的悲剧性命运既有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性结局的普遍性,又有周作人对自由主义误解的特殊性.这是抗战时期周作人附敌之根本原因.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之间——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一种考察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一方面带有思想启蒙色彩,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启蒙问题上,他抓住启蒙的切入点———"个人"立论,与文学性质的个人化契合。周作人把文学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尊重艺术本性。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这一基本问题上,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性,为全面理解其文学观提供了一种参照;对于当下倡导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坚守文学性等问题具有启发性。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