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典妻婚的审美价值简

“典妻”婚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买卖婚姻。妻子的出典是穷困环境下的野蛮民俗，是对善良勤劳的女性的毒害。“典妻”题材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独特，令人慨叹，让人们对这种封建女性的悲惨遭遇和她们所背负的沉重苦难产生深刻的反思。“典妻”婚是宗法文化下女性的“无我”反映，是封建礼教下人性的扭曲。     

略论中国古代典妻婚俗及其产生根源

典妻婚俗像一面多棱镜,经历千百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整合,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对民间婚姻文化所赋予的不同理念。通过对典妻婚俗这一民俗事象的寻根溯源和剖析论述,可以窥视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对中国婚俗的影响,并力图为典妻婚这一中国特有的婚姻形式从其产生、发展到衰落做出系统的解析和科学的论断。     

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的主题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发端,形成了关注下层平民、关注夫权压迫下的女性的优秀传统,因此中国现代文学30年出现了许多以"典妻"现象为题材的作品,社会现实和文学思潮的变化使这些作品存在对精神悲剧的呈现、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关注民生、对战争环境下小人物的荒诞命运的同情等不同的主题意蕴,呈现出比较鲜明的流变过程。     

“合作共赢”的婚姻策略：场域交换下的村庄拆迁型赘婚

“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赘婚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婚姻模式，现在已有新变化。运用场域交换理论，通过赘婚案例分析城镇化过程中由村庄征地拆迁产生的新型赘婚实践，研究发现：第一，拆迁型赘婚的主要动力在于政策下的经济性双向报酬；第二，村民首选非正式的婚姻策略来谋取拆迁利益，村庄熟悉的社会关系是其外部推力；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是村民创生赘婚来维护女性权益的结构性原因。拆迁型赘婚之所以特殊，在于它是村民在政策允许的空间下，自主选择的、利己但有一定风险的婚姻策略，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婚姻家庭产生影响的一种独特体现。     

湘西少数民族婚恋观及婚恋习俗

土家族、苗族、侗族至迟在二千年前就生息繁衍在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婚恋观及婚恋习俗:同姓不婚,姨表不婚;自由恋爱,忠贞爱情;尊崇女性,男女平等."姨表不婚"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重彩礼、忠贞爱情可引导人们认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危害;"尊崇女性、男女平等"对提高妇女地位和民族素质以及促进社会进步都有长远意义.当然,还有"舅霸姑婚"的习俗,但部分地区在近200年前就将此俗彻底革除了.     

中国民间文学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研究

异类婚型故事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故事类型。它以独特的吸引力和体现民众心声的特点为人们所关注。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研究角度多样,表现在女性形象、女性地位在历史潮流下的变迁和文化阐释。从民间文学视角来探讨女性文化,可以使女性研究的角度更加多样化,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文学价值。     

春秋以及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

春秋婚制是一夫多妻制,每个男人都有多妻的权利,庶民大多不能使这种特权付诸实施,是由于其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并非婚制对他们另有规定,只要经济条件或社会地位发生改变,他们随时可以行使多妻的权利。一夫多妻制的本质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西周婚制与春秋相同,但商代的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当是其主要婚俗而非婚制。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是由原始群婚演化而来的两种平行的婚姻序列。一夫多妻成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核心,对中国人的性别角色认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再解读

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等等"五四"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常常被认为是"五四"爱情神话的范本。学界大都放大了它们与"五四"的紧密关系,而忽略了对文本中女性自身内在经验的细读,从而将文本所表现"自由恋爱"解读为"女性解放",然后再把"女性解放"拔高成"个性解放"。学界做出如此演绎的依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婚制的变革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婚制的变革不仅没有使"新女性"因此而欢欣鼓舞,相反却使她们全部都陷入了精神苦闷。"新女性"们以血泪般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种以"自由恋爱"为核心的新知识的冷酷以及男权社会启蒙话语的自我性质。"五四"女作家以她们特殊历史位置和敏感天赋展示了"新女性"在"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之间的尴尬处境。     

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基于子女照护需要视角的研究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索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子女照护需要的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的确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使用多种方法衡量个体劳动参与情况,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结果证实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负向影响的稳健性。使用"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衡量女性个体劳动参与持续时间,发现目前或最近这份工作开始的时间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在婚、有子女的子样本中更显著,验证了家庭照护是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应成为未来公共政策的重要关注点。     

当代侗族择偶习俗的变迁

侗族有其传统的择偶习俗,一般实行民族内婚、房族外婚,有的侗族盛行姑表婚,即姑女嫁舅男;有的侗族禁姨表婚,认为姐妹的孩子是亲兄弟姐妹,不可通婚。择偶时,注重对方的家世,即"根骨"要正。20世纪80年代后,侗族年轻人多有到外地打工,他们成为传统择偶习俗的"破坏者"。一些侗族年轻女性也趋向于远嫁他乡,既满足自己"趋外"的心理,又能为娘家换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侗族择偶习俗从"同类匹配"向"资源交换"转变,由此引发了社会文化其他方面的变迁。     

情节的萌发与建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

"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而小说中的赘婚又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在情节的萌发和建构方面尤其如此。小说作者从赘婚中获得了天然的便捷,可以从女性的立场营造情节、叙述故事;赘婚中存在的种种常见困顿,反而为作者提供了便利,在小说中都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若干层次;对于赘婿来说往往意味着尴尬和屈辱的婚仪、改姓以及逐婿,在小说里也成为了情节的重要来源。以至于在赘婚的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谐趣以及励志色彩的喜剧或正剧。赘婚可以摆脱现实中的种种劣名,变为小说中最让人兴奋的情节元素之一,并进而成为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要素。在促使小说中的人物"发迹变泰"的同时,赘婚也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转身。     

妇女婚居模式与计划生育相关性研究

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妇女的婚居模式对她们生育行为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普遍盛行的“嫁女娶媳”婚居模式下，妇女们追求多生多育和生男孩，计划生育工作因此困难重重；“招赘”婚居模式下妇女生育观念却发生了急遽变化，普遍自觉少生，模范地实行计划生育。文章指出，差异的产生是由于“招赘”婚居模式提高了妇女对子女的预期收益价值；改变了妇女的子女性别偏好；重塑了妇女生育有目的。文章认为，可以在农村现有经济、教育状况下，通过变革婚居模式转变妇女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走出困境。     

宋代的法律与宋词的女性形象

宋代关于女性的法律是宋代社会关于女性的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它必然会对宋词女性形象塑造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研究尚少。翻检一些关于宋代女性的法律史料,结合逻辑推理,可以看出这些法律对宋词女性形象塑造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宋词女性形象的身份从过去的身份确定的婚内女性居多,变为身份不确定的、与叙述者有情感关系的非婚内女性居多;二是宋代文人词从唐前诗歌注重女性对男性的“敬”,转为注重与女性交往时所得到的“情”与“趣”：三是两性的性平等意识增强。     

二、三十年代“典妻”题材小说主题的揭示

作为中国婚姻制度的一部分，“典妻”以及相关的婚姻形式总是在民阃或强或弱地存在着。自“五四”以来，这种民闻习俗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与之相应的．典妻题材的小说也相继在文坛上出现。面对这一民族陋习，不同的作家依据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社会环境和生存地域的不同以及在创作中所采取的叙事模式的不同．展现了对这一题材不同的挖掘。本文就拟从两方面来研究现代作家典妻题材主题挖掘深度的衍变。     

蒙古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初探

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对蒙古族婚姻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今学术界尚无从宗法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文章。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后 ,受到宗法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收继婚、抢婚制、世代婚、等级婚、入赘婚、买卖婚、抱斧婚等名目繁多的宗法性婚姻形态。在蒙古族历史上 ,宗法性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父母主婚的原则、服从神权的原则和族外婚原则。蒙古族宗法性婚姻形态形成的原因 ,是由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宗教和其他民族影响所造成的     

仪式婚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立法一举废除了仪式婚,改采登记婚。但由于民间传统习俗的影响和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仪式婚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仪式婚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因此,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待仪式婚效力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但在目前形势下,对仪式婚进行法律保护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合理方法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即在某种情况下将仪式婚纳入法律轨道,实行婚姻法上的"一法二制"。     

试论“招夫养夫”婚的审美价值

"招夫养夫"婚受偏远封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反映了民间的一种生存选择观念。作为文学审美的"招夫养夫"婚描写,不仅表现了招夫养夫婚的生活事像,而且展示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文本中寄寓了丰富复杂的审美文化价值。     

明代以来纳西族走婚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走婚习俗是纳西族一种特殊婚俗,至今保留在泸沽湖畔的永宁、盐源、俄亚等地,这种"暮合晨离"婚俗以感情为唯一纽带,不以物质、利益所左右,分布在滇川交角的纳西族中。走婚制能够存在的原因主要有:囿于封闭的地理单元环境,长期处于土司、土官统治下,维护和谐大家庭,保持自由婚恋及补偿多偶制等。     

新疆东乡族婚姻文化变迁探析--关于霍城县老城村的田野考察

霍城县老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到新疆的东乡族在其传统的教派门宦内婚、宗族外婚、早婚、包办婚、近亲婚等婚姻习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随着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族际通婚现象也渐趋普遍,并对其文化特质、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高嫁还是低娶？人民公园的玻璃标尺

我国正在从早婚普婚的社会向晚婚非普婚社会过渡，与此同步，教育也出现了性别差距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子女寻觅配偶的父母展开调查，探索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延续和变迁。研究发现，传统女性向上婚规范已经发生松动，一方面男女双方体现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杂糅观念；另一方面，这种松动在性别维度上具有不平衡和不对称性。男方家长似乎手持玻璃标尺：希望一定程度上维持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方公私领域的成就、责任和角色定位有相对严苛的要求。女方家长对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有更多的反思和宽容度，对于男方的教育、经济以及提供婚房惯例的要求均有大幅松动，并更为多元化。维持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动力更多来自男方对女性传统的顺从、弱势角色的要求，而非女方对男性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提倡平等、现代的伴侣关系，增加对于非传统婚配模式的包容，对于缓解全社会婚育压力、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