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

族际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流以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现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在进行着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调整当中 ,一个十分显著的要素就是族际交流加强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突破了以往的空间和时间的界线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频度和强度方面 ,还是在互动的维度和互动的情境与方式方面 ,都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个案的研究 ,探讨了西北各民族族际交流的形式与族际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涵化现象。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影响族际经营效益的背景因素分析

任何一种经营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族际经营活动中，影响其经营实效的背景因素主要有客观的自然因素，也有各民族社会文化所模塑的社会因素。两者随着民族的差异而互有差别。因而在族际经营活动中，只能从独特的背景出发，在现成的条件下，去规划经营项目和实施其手段，才能获取经营的成功。     

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发现

聚焦中国西部地区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通过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加强因果推断,最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空间聚居、民族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体特征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族际网络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可以优化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团结。无论族际聊天还是族际友谊,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加网络差异和提升网络均值,由此优化个体社会资本,并显著促进民族团结。未来民族工作需要关注空间聚居和民族文化对族际网络的潜在制约,并且充分发挥族际网络所蕴含的社会效应。     

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

女真人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期一段时间内实行氏族外婚部落内婚和部落外婚的婚姻形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女真人开始族际通婚,而女真族的皇族与贵族之间的世婚制,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收继婚和隶役婚以及抢婚和放偷婚俗,都是女真族特殊的婚姻形式和婚俗。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差异性、共同性是其间的基础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下,族际关系共同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加强对族际关系共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族际关系共同性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其中,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对族际关系共同性构成了直接的支撑。国民身份的状况直接关乎族际关系共同性的走向。因此,对增进族际关系共同性的分析、阐释和谋划,都必须重视国民身份的角度。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我国婚姻法的变迁: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基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

婚姻的充分自由包括结婚的充分自由和离婚的充分自由。根据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1950、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2011年《<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变迁呈现出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的特征,解释(三)更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论断和婚姻充分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倡导和实践,是改善妇女地位的催化剂,能促进夫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幸福。     

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的思考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 ,它经历了 1 95 0年制定、1 980年修订和 2 0 0 1年修订 3个重要阶段 ,不断发展完善。 2 0 0 1年的修订是成功的 ,在内容完善、制度创新、可操作性、法律定位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婚姻法》还处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之中 ,在法律配套、家庭财产制度、亲权等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支付与婚俗调查研究（二）

在实证的基础上介绍了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习俗;对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支付的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适度的婚姻支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但是过度的礼金收集增加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婚姻支付问题虽属个体行为,但＂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产生不和谐因素,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建

无效婚姻制度是婚姻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体现.这个制度的构建,对于完善我国婚姻制度,建立和谐社会、法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论述无效婚姻制度的法理基础、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指出了现行婚姻法中无效婚姻制度构建中存在的缺陷并加以完善的思路和办法.     

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

通过考察江西安义县农村"闪婚"现象,发现"闪婚"是家庭经济模式制约下的一种选择,而传统习俗、家庭权力规约也构成了"闪婚"的推动力量,并非一定是现代价值理念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衰弱所促成。特定的家庭经济模式隐含着对"闪婚"的一种功能性需求,有着微妙的"互嵌"关系,而"闪婚"之后夫妻双方一体的经营方式又进一步型塑、强化了家庭关系和家庭责任,因而"闪婚"未必导致"闪离"。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的"闪婚"模式,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单向度变迁,而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过程。     

女性人口文化程度对其婚育状况的影响探析

本文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女性人口文化程度与其早婚状况、平均初婚年龄．以及女性初婚年龄与其平均活产子女数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定量分析．     

配偶权新论

通过对与“配偶权”概念联系最密切的“家庭功能”、“婚姻本质”两个方面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两性生活形式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社会责任正在弱化、婚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契约的结论,并以此为前提讨论了配偶权的内容、性质和法律保护。笔者认为配偶权是一种来源于婚姻契约的兼具绝对权、相对权双重性质的人身权,其项下具有多项子权利,对它的保护视侵权人为配偶或第三人而有所不同。     

激进or理性？——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婚姻保卫战”

《婚姻保卫战》塑造了四位现代都市女性，她们为争取家庭话语权、外出工作权同丈夫展开角色博弈，打破了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带有女性主义的倾向。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解读了其展示的几位女性角色选择及社会地位期待从激进到理性的回归，并提出两性之间应平等相处，互相尊重，才能共建和谐社会的主张。     

2001年以来我国婚姻家庭法研究综述

自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学术界围绕着婚姻家庭法制度创新等问题的研究活动一直很活跃。针对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学者们重视社会调查,关注婚姻家庭领域的社会热点,适当进行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