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的研究

依据１９９５ 年全国１ ％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本世纪以来北京市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及９０ 年代前半期人口迁移流动对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分析表明,迁入女性、流入男性在京初婚人口对北京平均初婚年龄有微弱降低作用,但由于北京市出生从未流迁人口所占权数很大,所以对该市初婚年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房价上涨是否推迟了初婚年龄？—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价”与“婚姻”是大众热议的民生问题。构建婚姻决策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对结婚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房价上涨对居民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每上涨1%,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加1.108岁;房价上涨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对城镇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发达地区居民;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村地区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     

女性文化程度与生育率

以南京市白下区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 ,对女性文化程度与其生育率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表明 ,妇女文化程度与其平均活产子女数呈负相关关系 ,并且妇女文化程度通过生育观念、家庭结构、初婚年龄、就业状况等因素对生育率产生影响。从而指出提高妇女文化程度是稳定低生育率的重要措施。     

新疆哈萨克族人口现状分析——对伊犁地区两县的调查

本文认为,哈萨克族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哈萨克族人口年龄构成轻,年龄中位数偏低,人口增长速度快,妇女生育水平高,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提高,家庭结构稳定并以大家庭为多见,计划生育工作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新疆蒙古族人口的初步研究

新疆蒙古族人口在自然增长、机械增长及民族成分更改的影响下,平均增长速度高,年龄构成轻,年龄中位数偏低,尚属典型的年轻增加型。人口文化素质提高幅度大,但低年龄人口的文盲率有所回升。人口产业构成不平衡。人口初婚年龄偏高,婚姻结构欠稳定。生育水平高。人口死亡模式呈U型。     

利用普查资料估算初婚率的方法及其在江苏人口分析中的应用

在人口普查数据中一般没有初婚年龄这一项，而只有普查时点分年龄的婚姻状况，因而不能直接利用这些数据计算某些初婚统计指标。１９５３年ＪｏｈａＨａｊｎａｌ提出了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的方法。本文第一部分建立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初婚率及基于初婚串基础上的其它一些初婚统计指标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了这些方法在婚姻统计数据质量评估中的某些应用问题。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夫妻婚龄差范围为-1～4岁)相比,男性大于女性4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全国11省份的调查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晚婚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百村调查”数据和全国宏观经济发展数据，通过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因素在微观、中观及宏观层次对农业转移人口初婚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首次外出务工时间与男女两性的初婚概率均呈正相关关系，首次外出务工距离则与之呈负相关关系；(2)务农显著提升初婚概率，且对女性影响更大，农业年收益仅对男性初婚概率有提升效应；(3)老家房屋价值、在县城是否买房对初婚概率影响显著；(4)村庄离县城越远的男性初婚概率越小，户籍地地理位置、第三产业占比、人均GDP及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均对两性初婚概率影响显著，初婚概率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降低。由此，优化个体就业模式、提高家庭及地区城镇化水平、给予低收入群体适当的购房补贴等，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初婚概率。     

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分析中国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时间推移,初婚解体风险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对城市的影响超过了农村,对女性的影响超过了男性;初婚年龄与初婚解体风险呈现轻微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早婚或晚婚的婚姻异质性所引起;婚姻异质性对初婚解体风险的作用受择偶梯度的影响,"男高女低"婚姻模式的初婚离婚风险远远小于"女高男低"模式;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中,生育孩子有利于降低初婚离婚风险,而与父母同住及婚前同居则显著增加了初婚离婚风险。     

中国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婚姻状况对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通过非参数统计方法和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四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造成了农民工初婚年龄相对其他城市较大;(2)受教育程度、收入、支出等因素与初婚年龄均呈正相关性,同时女性农民工初婚年龄略早于男性;(3)四个城市对于农民工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略微存在差异,反映出地理位置差异对农民工自身生活存在一定影响.提高农民工婚姻质量,需要有关部门推出相应政策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努力.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建

无效婚姻制度是婚姻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的一种体现.这个制度的构建,对于完善我国婚姻制度,建立和谐社会、法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论述无效婚姻制度的法理基础、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指出了现行婚姻法中无效婚姻制度构建中存在的缺陷并加以完善的思路和办法.     

我国婚姻法的变迁: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基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

婚姻的充分自由包括结婚的充分自由和离婚的充分自由。根据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1950、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2011年《<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变迁呈现出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的特征,解释(三)更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论断和婚姻充分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倡导和实践,是改善妇女地位的催化剂,能促进夫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幸福。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满族婚俗特征

婚姻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形式,东北地区的婚俗文化呈现出东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各民族婚姻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于旧礼的婚姻形式,其中以满族的婚姻习俗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满族的传统婚礼为基础,阐述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满族的婚俗特征。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支付与婚俗调查研究（二）

在实证的基础上介绍了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习俗;对新市坝镇尔苏藏族婚姻支付的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适度的婚姻支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但是过度的礼金收集增加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婚姻支付问题虽属个体行为,但＂如果不加以引导,就会产生不和谐因素,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

通过考察江西安义县农村"闪婚"现象,发现"闪婚"是家庭经济模式制约下的一种选择,而传统习俗、家庭权力规约也构成了"闪婚"的推动力量,并非一定是现代价值理念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衰弱所促成。特定的家庭经济模式隐含着对"闪婚"的一种功能性需求,有着微妙的"互嵌"关系,而"闪婚"之后夫妻双方一体的经营方式又进一步型塑、强化了家庭关系和家庭责任,因而"闪婚"未必导致"闪离"。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的"闪婚"模式,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单向度变迁,而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过程。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婚俗中的宗法性因素

改土归流前,土家族的婚姻较为自由。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婚俗失去了许多原有的民族特色,与汉族的婚俗趋于同化,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十分明显,在婚姻缔结原则、婚姻形态和婚姻缔结程序中都具有强烈的宗法性。土家族婚俗中的宗法性因素至今仍有其残余形态,对此应加以改造利用,以利于土家族社会的发展。     

新世纪我国婚姻家庭发展的趋势 --兼论新《婚姻法》

我国在 2 1世纪的全面发展 ,不仅对我国婚姻家庭及婚姻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且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为婚姻家庭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2 0 0 1年 4月 2 8日颁布实施的新《婚姻法》深刻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婚姻家庭发展的客观现实 ,是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和提高婚姻家庭质量的重要法律保障     

唐代婚姻礼俗述略

根据唐律和大量文献资料 ,对唐代的婚龄、嫁娶、离异及婚姻习俗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述略 ,揭示了唐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庶几对中国风俗史研究有所裨益     

论蒙古古代婚姻制度——从现代法视角审视古代蒙古族婚姻制度

蒙古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设立,基础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蒙古人民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加以固定。早在蒙古古代的婚姻家庭制度中,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有所体现,可以说,蒙古古代婚姻制度为现代文明时期的婚姻制度的设立、完善起到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