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道德建设途径的优化与创新

目前我国道德建设处于困境的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在伦理转型与创新的同时,克服孤立地进行道德建设,将道德建设简单化的倾向,着力优化道德建设途径。培育道德主体,激发道德需求,加强道德载体建设,充分发挥技术的道德保障作用,倡导制度伦理化。     

道德知行离合测度数学模型拟构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离合测度理论测量道德知、行的离合程度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知、行离合程序 ,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从消极伦理走向积极伦理——论我国伦理体系的转型与创新

正如自由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一样,伦理也有积极伦理与消极伦理之分.我国前市场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之所以缺乏长期而普遍的吸引力,许多人知而不行,甚至知行相悖,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体系中包含许多消极伦理如无欲求伦理、不平等伦理和义务伦理不无关系.这些消极的伦理理念的存在导致道德虚伪和道德行为稀缺.为摆脱当前道德建设困境,应重视既有伦理体系和伦理理念的转型与创新,从消极伦理走向积极伦理,重树伦理权威.     

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分析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知行冲突是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引起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 ,可以为解决道德知行冲突问题提供依据     

略论汉代和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汉代和宋明儒家学者董仲舒、扬雄、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统一思想的探析,认为强调知行统一,将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而且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优长。自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对当今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知行矛盾”论——当前德育难题的一种教育学沉思

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法，在对当前道德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行”矛盾的现实表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行矛盾”等当前德育难题，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又是道德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文章从教育学的角度对“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一般成因、实质进行了反思，并进而提出了正确处理“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合理思路     

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道德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手段。利益和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就为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以简历造假为例,阐述了运用成本收益法分析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原因,提出了缩小道德知行差异的对策建议。     

大学生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社会中物欲主义盛行、道德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个人道德认知的渐进性及道德目标的错位,是大学生道德知行冲突的主要原因。为此,应从优化社会环境、加强舆论引导,建立道德内化体系、促进道德认知能力提升,创新道德评价机制、完善道德评价体系和树立远大理想、明确道德目标等四个方面,解决大学生道德知行冲突的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认识论历史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在每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较之于以前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更加正确认识和扬弃古代知行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述.     

网络行为的若干道德评价难题

网络行为是人在智能时代的普遍行为方式,网络伦理是使网络行为文明化的道德规范。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既相关联又区别很大,这使得网络行为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既新颖又复杂。从网络行为中所包含的基于元伦理的善恶难辨,到基于效果论和义务论的原则悖反,再到基于道德主体不同的角色冲突,都是网络行为道德评价中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建构网络伦理、导引网络文明行为而需要加以深入探讨并寻求基本共识的重要问题。     

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道德信仰的哲学基础

道德信仰在伦理学体系中的缺失,使得道德的神圣感不复存在,人生的意义难以寻觅。信仰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的回归,道德则是对"道"、对"伦理普遍物"的追求、分享,是使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合一的冲动。道德与信仰的结合在伦理,道德信仰最终实现在个体对实体性或普遍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试析杜威道德哲学的一个侧面

杜威的伦理学是他的哲学的最有创见、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他对道德自我、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在道德哲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本文主要考察杜威如何看待道德自我与行为选择,道德自我与道德情境,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关系,看看他如何将道德作为一种生活经验,揭示他对道德哲学的特殊贡献。     

现代性的道德悖论

对当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分析,必须深入到现代性理念与实践中。现代性充满道德悖论,它既带来了道德进步,也使现代人陷入无法摆脱的道德困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批判不是否定现代性,而是既要让现代性的理念更为普遍地被接受,又要让现代性的缺陷得到最大程度的弥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良善运行。     

道德原则对刑事立法的制约

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成员或阶级用以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在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人类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刑事立法是立法者依照法定程序创制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刑事立法的过程是行为犯罪化与除罪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因而道德原则是立法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从公民道德的角度认识儒家道德

研究传统道德的目的之一,是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伦理资源,因此,从公民道德的角度来认识儒家道德,是一个重要而可行的思路。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儒家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前者是以精英阶层为主体的,以自律道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体系,而后者是以全体公民为主体的,以律他道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体系。抓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反思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些观念,并更好地改造和利用儒家道德资源。     

试论大学生网络道德危机与网络道德教育

从学习、科研到休闲、娱乐,大学生与网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网络使用频率的升高,大学生的网络道德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比如,诚信缺失、价值观错位等等。本文在着力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危机的主要对策——加强网络道德教育,从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等方面进行初步阐述。     

道德建设的制度底蕴及其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着深厚的伦理底蕴，其推行最终要通过个体的实践和遵守来实现。在个体道德建设中，要把道德的教化作用、内心的自觉与制度的约束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寻求制度的有效支持，合理把握制度对于道德建设支持的领域和限度，以促进道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危机传播中核心价值观的优先选择

因为组织以集体的方式行事,所以组织和决策的管理层都应当承担道德责任,组织将以道德代理人的方式传播危机信息。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具有鲜明的评判特征,道德判断是建立在组织内化的特定价值观基础上。不同组织的价值观不尽相同。在危机情境下组织最重要的价值观如关注企业利润的价值观经常与关注员工福利和环境等价值观相互冲突。因此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组织应优先考虑核心价值观：责任感及问责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核心价值观能帮助组织重新定位和做出合乎道德标准的危机传播反应。建立在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危机信息传播能够增强组织的声誉和凝聚力,帮助组织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