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宗教——“现代性”的精神避难所

启蒙的理性助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超越性的宗教神权体系也土崩瓦解;但随着现代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泛滥,心灵秩序的感觉化,现代性和现代性问题的凸显,导致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失范,价值虚无化,人生的无意义感。而宗教这种超越性的东西却满足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寄托。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传统的承续与现代性的培育——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阐释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其现代转换,具备现代性,成为现代人的养素.然而,西方在其现代性的获取过程中所出现的工具理性强化,价值理性弱化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又使冯友兰深感不安.因而在他建构“新理学”的过程中就特别注重在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发挥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文精神,并力图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主体地位的确立、知识理性的运用、自由思想的发展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取得现代成功的关键,冯友兰将它们与传统儒家注重人文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样,使其既收西方现代之功,又获儒家生命安顿之效,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出于传统和西方,又高于传统和西方,达到一个理想的生命安顿状态.     

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从“自然”、“人性”到人的道德“自立”

在章太炎变化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条类似于现代“祛魅”的用“自然”和“唯识”拒绝、颠覆东西方各种“超自然”实体的理性主线.这条理性主线并没有走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迈向了“价值理性”之路,为获得革命的主体而首先进行的主体道德建构之路,人从“超自然”中、从自然性和非自性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立之路.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理性之蚀的审美救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研究

理性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当它发展成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却给人类带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们认为理性在近现代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并异化了人性.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理性带给人类的危害出发,展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力图通过审美救赎来恢复人的真正理性.     

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交往理性审视下高职院校德育教育困境与出路

交往理性克服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现代理性的分裂,捍卫了现代性及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的解放或发展之路,将理性观拓展到富于实践、辩证特点的时代新境界。高职院校要审视其德育教育困境,置换其令人诟病的理性基础,导入契合多元交往、和谐发展时代特征的德育新理念即交往理性。高职德育应在目标内容上实现价值理性的统帅,话语方式上采取交往对话式,德育载体上构建交往活动项目。     

公共理性：现代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性基础

公共理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理性基础,现代公共行政中,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利益.执政党通过政策的制订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对政府进行领导,所以就必须和政府一样具有公共理性的能力.同时,公共理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执政党的伦理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旋转飞升的陀螺”——《长沙白茉莉》的摩登、欲望与革命叙事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再现了“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间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多重面相。在重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与都会传奇上,消费型的物质文化、“颓加荡”的欲望风习及对“青帮”形象的塑造等开拓了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在对一代怀揣“上海梦”的青年的情爱体验传达上,上海摩登欲望视野下的各式女性挑战传统男女情爱伦理关系,呼应享乐主义性观念的变革等,传达了身陷欲望“围城”的一代青年的人生困境;主人公赵克明历经考验最终拒绝上海摩登而选择革命,以此作为一般意志不坚的革命青年遭遇上海摩登的声光化电之后的超克之道的叙写法极有深意。黄仁宇的历史想象丰富并大大拓展了现代时期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     

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看经济行为的新理性:互惠性与互恕性

经济学理性主义这一原子化的经济理性受到了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多方挑战 ,而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 (embeddedness)于社会结构之中的 ,互恕性与互惠性嵌入性决定了现实的经济行动。而要探讨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 ,作为一种尝试 ,或许可以在中国先秦墨家哲学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思想中加以发掘 ,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所阐发的正是基于道德的价值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结合。由此出发 ,互惠性与互恕性作为新经济伦理的内在基础才更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     

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理性的代言人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者,近代唯理论学说的创始人,他使人们从中世纪宗教势力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虽然＂上帝＂这个被人们视为理性最大敌人的观念在他的哲学中大量存在,但他极力证明上帝存在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证明理性的伟大;作为真理的化身的上帝,不过是理性的代言人罢了。     

现代性反思与乡土回归

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世界,以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世界,但当人依靠技术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时,恰恰失落了人的本质,而处于异化之中,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等均被剥夺了。乡土的最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性,当前,我们需要用乡土的自然性来重构崩溃边缘的现代文明体系。回归乡土就是使人类现代文明与人性的自然状态完美融合,从而最终踏上人类美好家园的重建之旅。     

中国转型期信贷配给问题研究

西方信贷配给理论以现代市场经济为背景,自凯恩斯学派开始就一直被作为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和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信贷市场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信贷配给现象普遍存在且带有特殊性。西方的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中国,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信贷资源的这种配置是缺乏效率的。本文从宏微观层面展开分析,探讨现阶段信贷配给问题缓解的现实选择。     

智慧何以可能--冯契"理性直觉"初论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对"人能否获得智慧"这一20世纪的重大哲学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这一学说中,"理性直觉"是主体能够获得智慧的核心环节.何为理性直觉?理性直觉能否得,如何得?其所得如何达,又如何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智慧说"能否证成的关键.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外源现代中的公正问题

外源现代化的政府肩负更多的矫正正义的责任;外源现代化所需要的内部积累意味着重大的代际公正的责任;外源现代的后期转型混乱了公共物品与商品的界限;同时不同步的横向比较使社会公正感的获得更加需要理性;由乐于奉献到强调公正的转变是外源现代化后期转型遭遇的独特问题。     

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异质性解读

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对理性矛盾反思的隐晦书写,是作家洞察人性深处、触探个体道德底线的手段。文中重复、反讽、文本循环等叙事特征表现出叙述者面临危机时存在理性与虚妄二重基调的不确定性,使作品呈现多元异质特征,这种异质性与麦克尤恩叙事意图的矛盾性不无关联：一方面,对宏大叙事所彰显的“科学知识”“理性思辨”饱含希望,并赋予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小叙事中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却又不断解构宏大叙事的必然存在,如何走出个体心灵无力面对理性存在而陷入虚妄的窘境,重构自我与社会的对话与融合成为后现代人文关怀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