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论语》和《圣经》中的仁德

对《论语》和《圣经》中的关于仁德的说教抽集并加以对比 ,从而看出仁德的强大生命力。它没有国界 ,不分宗教 ,从古到今。尤其江泽民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人文思想更显示出“仁德”在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重要性     

吕祖谦《易说》的诠释特点

比较吕祖谦《易说》与程颐《易传》,分析《易说》的解《易》体例及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认为:吕祖谦从“势”“理”两个维度解《易》,视诸卦阴阳爻是循环转移的,他把《易》视为讲道德修养的书,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以柔顺为“明德”,突破了程颐的解《易》思路。此外,《易说》还对君臣职分作了限定。《易说》较全面地体现了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水浒传》与墨子

《水浒传》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主流是墨家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水浒传》中的人际关系与墨子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相符合,《水浒传》英雄的“替天行道”主张与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相符合,而宋江性格的多重性表现出墨子社会思想的层次性。     

张承志《黑骏马》的“归乡”叙事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基于与鲁迅《故乡》的对读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归乡”叙事既留下了丰厚的启蒙思想遗产,也留下颇具问题性的思想“债务”,即“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在思想主题与结构形式上,当代作家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与《故乡》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与“互文”关系,前者对主人公两次归乡经历的叙述潜在地回应了“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在“归乡”之不可能与可能的辩证关系中,《黑骏马》重新开启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不断“归乡”——“回归民众”的“思想道路”。张承志以此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这一经典问题的另类思考,从而与“八十年代”产生了复杂的思想与美学张力。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郑樵《通志·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论语·乡党》末章的意蕴

对《论语·乡党》末章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共、嗅两个字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共”应与“拱’’相通,“嗅？’应当作“臭”,为张两翅之貌。要正确理解此章需要几个前提：第一,必须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必须了解子路的性格;第三,必须了解《论语》一书的特征。《论语》一书有内在的逻辑,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和思想学说精心编辑而成,故《乡党》篇不可能是子路一人集录。     

论《管子》的结构特征

刘向整校古籍,根据各篇产生的时间及思想的真伪,多作内、外、杂篇的分类。《管子》一书中“内言”、“外言”、“杂篇”的分组也应如此。“内言”是思想源头,“外言”在“内言”的基础上形成并突出了法的思想,“杂篇”晚出,兼融道、法、农、阴阳等各家。《管子》中有“经言”一组,它是对“内言”的理论化、系统化,并上源“内言”,下启“外言”。根据“管子轻重”和“短语”、“区言”、“管子解”各组的性质,可分别与“外言”、“杂篇”并列。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属性——从《列女传》《新序》《说苑》采录材料的性质说起

学术界有关于《晏子春秋》著作属性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传说故事集”三种主要观点,其实《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从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所采录的《晏子春秋》材料的性质来看,也证明《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人物传记.     

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

杨朱的“为我”、“重生”思想与墨家不同 ,但在“反社会”上和墨家有共同的理论指向。《列子·杨朱》的“名实”观点和先秦“名实”论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范围。《列子·杨朱》继承了杨朱本人的思想 ,并以他的思想为材料 ,着重发挥其“反社会”的一面 ,用来反映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