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消费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与农村社会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消费实践成为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主动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自由劳动”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版图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成本,自主成为“数字产消者”,实现对主体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趋同城市青年的消费形态,表达对城市“新市民”身份的乐观想象。     

新媒介消费与情感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情感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维度,然而身在异乡的他们却面临着普遍的情感困局,空间迁移所带来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时间演进中的孤独感和迷茫感,成为了他们情感体验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可“移动”的特性与农民工的“流动”生存现状碰撞,从情感认同的建构、情感生活方式的形塑两个层面推动着他们的情感适应过程。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不仅建构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资本,新媒介自身也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资本,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     

应当淡化"农民工"的称谓:社会歧视与社会公正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但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由于以身份甄别为特征的户籍制度限制,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社会歧视,他们在城市缺少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一切都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着“农民工”这个称谓,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有必要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称谓。     

刘怀廉代表:让农民工享受城市工待遇

河南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代表提出,要破除体制性障碍,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产业工人相同待遇。“进城务工农民同产业工人一样,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城市劳动者,他们与土地已经基本没有劳动和收入上的联系。”刘怀廉说,“但是,当前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并未得到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主要表现为:在工作地没有与城市工人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却不能同酬,对农民工拖欠工资、人身伤害等侵权现象还时有发生:社会保障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及其变迁 ———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节目为例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新群体,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媒介资源。他们与城市人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文章选取了从1983年至2009年的26年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涉及农民工、农民、城市人的小品,通过对三者的对照分析来考察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研究结果显示,春晚小品在农民工的表征模式中最主要特征为：农民工作为个体客居于城市中、以打工的状态而存在,其地位处于城市人之下,并无改变现实的权利,即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他们与城市人保持着和谐相处、互相妥协、维护与服从的关系;同时,他们身上并未改变的是与农民相似的传统人格——老实、简单、淳朴、善良。文章还探讨了主流媒体对农民工表征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和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机会成本与民工潮、民工荒的调控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工作为一支重要的劳动力大军,已经肩负起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任,伴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前些年的“民工潮”和近几年的“民工荒”都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当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进入产业工人行列形成“民工潮”,应适当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进而对民工潮进行“削峰”;当农民工“用脚投票”,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形成“民工荒”时,应综合运用各种措施降低其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     

我国的劣势群体问题与法律对策——以拾荒者为个案

以进城农民为主力军的拾荒者是集弱势与边缘于一身的“劣势群体”。他们与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一样,也是社会竞争综合能力较低的弱势群体,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垃圾处理滞后的现状而产生的。我们应在超越对弱势群体予以保护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同时,提出社会法上的综合“导向性平衡”对策,以寻求劣势群体问题之系统解决方法。     

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及改变途径

“农民工”问题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城市越来越离不开他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农民工却没有享受到与贡献对等的权利,任何时候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的下层地位,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文章首先考察了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多方面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的诸多因素,最后提出了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建议和对策。     

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中的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后 ,我国大批农民流向城市 ,形成农民工人群体。他们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现状却令人担忧 ,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就业、用工指导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劳动医疗保障问题以及他们自身的再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对上述问题着力进行了探析并提出了解决的相应对策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弗莱“三角形”批评说与其文本观的建构

弗莱提出的"三角形"批评说,即探讨作者、读者、批评家与文本的复杂关系。首先,文本生成是个"胎生"的过程,一旦生成,它就和作者处于关联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关系中。其次,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就是与文学文本进行"亲切的接触",与文本"打成一片",并完全融合。最后,批评家的任务是还原文学文本非功利的、自成一体的形态,他不局限于单个的、封闭的自足文本,而是向"大文本"迈进,并以宽容的心态视其为体现人类命运和人类理想的想象共同体。     

由“闺阁”走向社会——试论抗战期间“闺阁”作家创作的转变

“五四”时代，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苏雪林、袁昌英、沉樱、白薇等出身于高门巨族，在“闺阁”中创作的女作家们，表现出了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闺阁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们多数已为人妻、为人母，经历了人生的变迁、时局的动荡，由女儿变为母亲，从“五四”激昂的叛逆到静默的反思，文学创作风格也随之转变。她们的“闺阁气”在渐渐消失，其目光投向了“闺阁”之外的社会与人生。在经历了抗战烽火的洗礼之后，她们逐渐走出了“闺阁”，走向了社会，她们的文学创作也日益贴近现实人生．成为描述时代的变迁可靠明证。     

"农民进城"亚主流小说现象分析

以当代文学三个时段———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初的文学文本为依据,分析了乡土社会无法避免的瓦解进程。在这一现代化转化进程中,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从不同侧面瓦解着乡土世界原有的自然性。变动中的农民群体逐步抛离乡土世界心路历程,直至今天,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漂移者所遭遇的苦闷、焦虑和失落还在进一步加剧。     

《红楼梦》中的疾病主题

文学中的疾病主题已超越了疾病的医学意义,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美学意义,而且也被赋予了某种叙述功能。疾病主题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作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在其叙述过程和结构中,病场景和病本身成为一个构成整体结构和突出表现作者意旨的有效策略。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新时期的孤独者与飘零者——贾平凹《高兴》透析

进入新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把笔探入到弱势群体里。作为一个正面展示城市收破烂者生存状态的小说作品，贾平凹的《高兴》源于乡土立场，直接带领读者直面繁荣都市最底层的现实，正视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反映现代“文明”人性的冷暖和复杂，透视挣扎者的孤独和飘零。小说不仅仅在于关注当下的热点——展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之痛，更重要的是对刘高兴这个挣扎者性格的展示、精神的透视和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在城市中位置的寻找。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

"旅途状态"对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具有较直接的催化作用.通过对"旅途状态"与文学创作相联系的内在动因分析,从中可以探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丰富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分析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