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偏私与同情之间——休谟道德学的人性论特征

通过对休谟的著作《人性论》和《道德原则研究》的对比研究,指出休谟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休谟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处于偏私与同情之间;具体来看,休谟把偏私与同情看成是推动人类正义社会形成的两种基本力量。休谟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的基本意义在于提出了两种看待社会的视角。     

同情及其超越

讨论同情或怜悯这种情感及其相应的德性，可首先把同情这种情感置于道德概念图景中，经由批判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由玛莎?纳斯鲍姆发展出的一种亚里士多德版本的观点，转而支持同情作为情感的非认知性概念。由此可以勾勒出另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释。同情之德性与其他德性的关系由此得以展开，同时也播下了同情之实践意义的怀疑种子。     

休谟"旁观者"的同情理论探微

基于经验主义的方法,休谟论证道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是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具有普遍性.同情的道德基础作用在道德的效用原则实现中得到体现.坚持同情的旁观者立场,需矫正个体同情的差异性.     

休谟的同情原则及其现代意义——基于道德情感主义视域的考察

休谟作为道德情感主义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同情原则是贯穿其人性哲学的最根本原则。当谈到他的理性与情感、理性与道德的关系时如不提及其同情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把同情视为人类行为与心灵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并运用同情原则去解释人各种情感产生的根源。在道德权威遭遇下坡趋势、信任危机凸显、道德冷漠泛滥的今天,休谟的同情原则依旧魅力不减,对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区分"德"与"恶",更好地处理和对待各种道德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情心的利己性与“斯密悖论”的破解

分析了"斯密悖论"的实质、同情的利己性和回报、"斯密悖论"的根源等。分析表明,同情因亲缘、地域和信仰差异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决定了同情心的利己性,而且同情的利己动机与经济上的利己并无不同,进而认为"斯密悖论"并不成立。指出仅仅提倡人要有同情心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但难以收到持续的和普遍的效果,社会文明建设需要用回报作为激励。     

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核心是什么？——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题解

亚当·斯密是一位特别注重修辞的学者,要想准确把握其道德理论核心,需要认真分析其代表作《道德情操论》的文本。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TMS）标题中的moral sentiments是指人类在道德判断上的一种基本能力,是包含同情、良知、审美以及道德推理等多方面内容的,其根源在于人类以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经验到各种道德实践,又通过归纳、反思和推理来将其一般化,最后上升为指导道德抉择和道德行为的原理。斯密道德论的核心绝非“道德情操”本身,而是各种道德情感得以形成的同情共感机制。现在被广泛接受的中文翻译书名《道德情操论》容易误导读者,而翻译成《道德情感论》更符合斯密道德理论的核心内涵。     

论“同情”的两张面孔:罗蒂与阿伦特

罗蒂与阿伦特均批判现代性,还将矛头指向现代性的政治领域,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同情为切入点来审视现代性的政治。罗蒂将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建立在同情之上,因为同情意味着减小差距,从而使"我们"的范围不断扩大;阿伦特则认为差距正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同情作为一种私人情感出现在政治领域意味着自由的消亡。"同情"在他们的理论中具有相反功能。在自由问题上,罗蒂主张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试图为自由奠基的努力是失败的,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的平等、权利等价值理念无非是宣告了"社会"的兴起,是自由丧失的一种体现。他们要么将自由理解为与经济无关,要么将自由理解为对经济的超越。在他们的逻辑视野中,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无足轻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本质。同情的政治哲学依然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理论,也是一种思辨哲学。     

斯密的三重自然观

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 设,将报应论纳人道德情感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 重新置人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 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 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 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 的理论体系。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情感关照与德性回归——亚当·斯密德性伦理思想管窥

情感是亚当·斯密解决道德问题的万能钥匙及其伦理学出发点，德性则是其伦理思想的归宿。斯密晚年集中研究德性，同时辅以早期的同情共感、合宜性等原理，构建了以情感自制为主的完美德性论。他的德性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形成过程，有着鲜明的特点，在内容、作用、评价标准以及与财富、幸福等关系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独特见解。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效用论辨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休谟“旁观者”的同情理论探微

基于经验主义的方法,休谟论证道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是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具有普遍性。同情的道德基础作用在道德的效用原则实现中得到体现。坚持同情的旁观者立场,需矫正个体同情的差异性。     

从原始情感到道德基础——关于亚当·斯密同情理论的思考

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是人人都具有的情感,本身不具备道德性,但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基于这种情感的行为却成了美德。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描述了个体情感社会化的可能和过程,为我们理解道德情感和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解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生存美学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人物默默实行以爱和同情为主题的生存美学,这是对男权社会所提倡的规训模式的挑战。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逾越男权社会所制定的审美规范,在同情和爱中发现人生的"诗性美"。这种生存美学是一种自我实践的生活艺术,也是一种以自我道德和实践为核心的伦理学。具有包容性的"女人腔"试图消解和摧毁父权制度下以二元对立为中心的权利话语,同时体现了女性审美快感和自由,也体现了女性生存美学的要义。     

亚当.斯密的自然观 ——-对《道德情操论》中nature的解读

自然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一个基 本命题。当时强大的自然法传统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在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此书 对nature一词的不同区分和多重思考,反映出斯密试图建立所有国家法律一般准则的自然法理学的努 力,以及他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较为独特的自然观。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的道德哲学具有 重要的意义。     

叙事与裁判——从"劫人质救母"案说起

司法过程是一个叙事的过程。当事人通过动听的叙事争取利己的裁判,大众以道德为名建构美德佳话,法官在人情与法理之间徘徊。法官必须在不同的故事版本之间进行剪裁与抉择,既要避免道德裁判的质疑,维护法治的权威,又要回应大众的声音,保障裁判的公信力。法官只有保持张弛之间的合理限度,才能创造出裁判的美妙篇章。法律是可以被解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