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俞正燮

俞正燮（1775-1840年），字理初。黟县人。 幼年在黟县城就学，熟读“四书”、“五经”外，子、史、集无不涉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7岁，到父亲任上句容学署，一边侍奉父亲，一边读书。与句容王乔年共同撰写《阴律疑》，这是他试行著述的开始，当时人们誉为“穷理至性之书”。嘉庆三年（1798年），到京师求学。次年，成国子监生，学问大有长进，著述有《书五礼通考后》、《唐律疏义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索隐书后》等。     

清代科举户籍改革与土客互动--以广西宾兴组织为例

清代对科举户籍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至乾隆间渐成定制，为科举“分区取士”下的客民与地方社会互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广西各地为振兴文教，纷纷使用科举入籍捐资创建宾兴组织。至道光以降，“入籍宾兴”渐成制度化和普遍化，捐资方法则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这对促进土客互动、培育地方士子、构建基层秩序等多有裨益。     

爱读＂闲书＂的毛伢子

毛主席的小名叫毛伢子，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开始读书。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从《三字经》、《百家姓》等浅显的读物开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逐步深入。“四书”、“五经”等书，他都读过，甚至包括《左传》。正是因为《左传》这部书，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五经文献的传播与两汉经学的演变

西汉初年五经文献传播的典型方式为口头文献转录为文本文献,再加上秘藏文献的重见天日,由此孕育出五经博士师说.在博士师法确立后,新文献的发现和传播通过太常博士和民间学者两条路径对经学产生影响.太常博士对新文献的接纳,丰富了现存的师法体系.民间学者或利用新文献创古文家法,或在今、古文献之间择善而从,创立综合性经学；也有人采用拆分、辑佚和伪造手法,创立伪古文家法.魏晋以后,五经新文献不再出现,经学家法-师法互动发展的模式因此而终结,由严守家法和师法的“章句”时代进入择善而从的“注疏”时代.     

明代文人与行卷

行卷是由唐代科举衍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很多士子借助行卷的方式得以登第。但宋以降,由于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降低了行卷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学者大多认为,行卷在唐、宋之后便不复存在,但实际上,行卷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再次兴盛,士子又奔竞于名公贵人之门。明代文人的诗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行卷的文章,特别是明代文人相互标榜及结社等风气的盛行,为明代行卷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文人心态、社会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本文在以往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介绍新发现的近 5 0种 1 870年以前记载有关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 ,指出到 1 9世纪中叶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史料明确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

明代科举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当时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在发展中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式的客观公正和强化思想控制,而忽视了所选士子的实际素质是否适应做官行政的需要,铨选中因过分重视出身又导致了进士身份贵族化的倾向,更把科学技术长期排斥在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之外,故对当时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     

陈之迈—抗占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o lC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o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c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 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 (Crisis Govem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知识界到底在争什么?

《改革内参》２００１年第８期程世则先生的文章《论争还缺点什么》（以下简称程文），对近几年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方向的争论做了评论。他说：“这场关于当下迫切现实的论争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我们触目所及的却多是自己良心在怀、真理在手的排他式心态。不管多么阵容鼎盛，多么声势浩大，多么富于现实责任感，论争的内容都注定是贫乏的。”他最后呼吁知识界要反省“自己的人格方式、道德方式”。我承认，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水平不高，使许多观者不满意。但是，程文没有对他的批评做任何例证，使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