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同伴效应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通常假设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其自身特征的函数，与其他个体无关。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同伴企业决策对焦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存在同伴效应。考察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以及为何存在同伴效应等重要问题，能够为同伴效应研究提供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并拓展国外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相关研究。         利用2001年至2014年中国A股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依据参照组内线性均值模型，以同伴企业股票收益波动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映射问题，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和差分变量控制资本结构行业特征对应的关联效应问题，实证检验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同伴效应的学习机制，基于包含同伴信息的决策模型，推导焦点企业的经理人能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同伴企业信息质量和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4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同伴效应的强弱，进行分样本实证数据检验，探索同伴效应是否由学习机制导致。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显著地受同一行业内其他同伴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存在正向同伴效应；分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当焦点企业经理人能力较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同伴信息质量较高和焦点企业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高时，同伴效应较强，这与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理论假设吻合，表明对同伴决策的学习行为能够解释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         一方面，研究结果从理论上丰富了现有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被忽略的研究角度，深化了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对监管层具有实践意义，政府机构应恰当运用同伴效应所特有的乘数效应，通过鼓励学习引导有效决策的扩散。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化维度特征对创新竞赛绩效的影响：基于设计类创新竞赛的实证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创新竞赛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如何提升竞赛绩效是开放式创新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由于互联网能够联接不同地域的用户，在线创新竞赛能够招募、吸引诸如文化差异性较大的参与者，已有研究揭示了酬金、参与者数量、参与者技能水平等对于竞赛绩效的影响，却忽略了参与者文化因素。        分析创新竞赛的结构，着重分析参与者的群组化导致参与者之间相互影响和组织者偏好的主观化导致其受到参与者或候选解决方案的风格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类影响，提出以Hofstede的6个文化维度概念化的参与者文化特征影响竞赛绩效，以及个体解决方案的风格偏离组平均水平的程度也影响组织者对该方案的主观评价进而影响竞赛绩效的假设。收集7 355个设计类创新竞赛的数据，以高质量解决方案的数量测量竞赛绩效，针对竞赛绩效变量存在的零膨胀和过度离散现象，建立带有交叉随机效应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的文化因素能够影响竞赛绩效，组织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或吸引特定文化特征的参与者加入竞赛，以提升竞赛绩效。组织者对于高质量方案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参与者或候选方案的风格影响。Hofstede的6个文化维度中，低权力距离、高个人主义、高男性化、低长期导向或高放任导向文化特征的参与者群组其个体会开发较多的高质量解决方案；候选解决方案风格偏离组平均意义上的风格越大，越不容易被评为高质量解决方案。因此，组织者或网络创新平台管理者需要意识到上述锚定效应并规避其副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了双重路径创新模型能够用于个体层面的创新过程的建模。因此，影响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的因素均能够被作为提升竞赛绩效的有效抓手。     

企业危机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及其在供应链中的纵向溢出效应研究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为舆情传播提供了新的舞台，给企业危机管理和舆情应对带来深远影响。在人人皆是媒体的环境中，企业危机被新闻媒体曝光后迅速引发网络舆情在社交网站上的大规模传播和扩散，不仅给当事企业的声誉和业绩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在进一步扩散过程中牵连供应链合作伙伴，发生纵向溢出效应。         以刺激-认知-反应模型为理论框架，提出新闻报道-网络舆情-企业绩效的外部传导路径；基于激活扩散理论，结合供应链关系的内部中介路径，进一步阐述对危机企业供应链合作伙伴的纵向溢出效应的发生机理。针对危机企业在供应链中与终端客户的距离远近，提出该距离在纵向溢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选择金融数据库、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站等多个来源，收集涵盖71个危机事件和602个供应链对的二手面板数据，探索上述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当危机事件曝光后，纵向相关企业(供应链合作伙伴)确实受纵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网络舆情起重要的传导和扩散作用，从新闻报道引发，并经由线上口碑的发酵和扩散，最终对危机企业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发生纵向溢出效应；从内部企业影响看，危机事件对危机企业的冲击也会直接波及供应链企业，对其产生负面溢出影响。当危机企业与终端客户距离近时，网络舆情诱发更强的纵向溢出效应；当危机企业远离终端客户时，新闻媒体报道对纵向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         对供应链纵向溢出效应的探索丰富了危机溢出理论，剖析了网络舆情在纵向溢出过程中的作用，阐述发生纵向溢出效应的情景，深化了对危机溢出发生机制的理解。从实践角度，为企业管理者应对危机和金融投资者的决策分析提供指导意见。     

信息安全压力与员工违规意愿：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应用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持续证明，信息已经成为重要资产。然而，组织员工有意或无意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企业承受巨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甚至给企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因此，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探讨了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却存在研究结论不一致、脱离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实践的局限，因而无法为企业如何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应对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以信息安全意识为调节变量，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001)认证的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收集31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逐步线性回归和被调节的路径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道德推脱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信息安全意识对信息安全压力与道德推脱、道德推脱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信息安全意识负向调节道德推脱在信息安全压力与信息安全违规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越高，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研究结果明晰了信息安全压力对员工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机理，加深了对员工信息安全压力的理解，丰富了行为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并对企业如何通过提高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培训来控制和减少员工的信息安全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创业网络、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业网络为新创企业获取资源、突破资源约束困境提供了可能,能否将创业网络中潜在的资源真正转化为新创企业成长绩效,取决于其对资源进行拼凑的程度。已有研究在相关领域有所探讨,但是尚需对创业网络进行细分,探讨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并讨论资源拼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情景条件。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将创业网络分为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关系强度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理论推演出两类创业网络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机制以及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从创业学习的角度探讨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在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204份来自新创企业的有效问卷,运用Spss 23.0和Mplus 7.4检验数据质量、变量间关系和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网络是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正式网络多样性和关系强度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式网络规模的正向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非正式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和关系强度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在正式网络的网络多样性和关系强度以及非正式网络的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关系强度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探索式学习在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利用式学习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从资源的来源角度深度剖析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揭示资源拼凑在其中的中介机制,通过创业学习界定资源拼凑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情景。研究结果启示新创企业在构建正式网络时应重质不重量,积极构建多样性的正式网络并扩大非正式网络规模,加强与非正式网络成员的联系。同时,应善于资源整合和拼凑,实现对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并注重创业学习的作用,尤其是加强探索式学习。     

政治关联、多点接触与企业绩效——市场互换性的调节作用

 随着多元化经营趋势的发展,企业与竞争对手在多个市场上相遇并形成多点接触早已成为常态。在企业与竞争对手间形成多点接触的背景下,许多学者验证了多点接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转型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将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使企业进入对方所在的市场,这会增强企业间的多点接触程度并降低竞争强度。然而,对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多点接触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还鲜有研究。        基于政治关联对企业进入对方所在市场行为影响的逻辑,将市场互换性作为调节变量,利用STATA软件和OLS回归分析方法,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9家上市民营房地产企业在151个区域市场分布变化情况作为样本,结合相互容忍假说,探讨在多点竞争环境下政治关联和多点接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可以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使企业达到主动增加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多点接触程度的目的,进而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另外,市场互换性能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讨论多点接触对企业经营过程产生的影响,为中国企业在多点竞争环境下实现提升绩效的目的提供一个方向,为企业有效增加多点接触程度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法,也为日后进行多点接触问题的研究拓宽了思路。     

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业存在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具有相关性。已有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的局限性。        基于此,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从时间和空间视角,立足于产业整体和五大行业,分别引入时间滞后项、空间滞后项和时空滞后交互项,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市场竞争3种集聚模式与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为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分布,同时还具有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短期内会对创新产出产生负向的区域内和区域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区域内溢出效应消失,区域间溢出效应由负向转为正向。集聚模式对创新产出的时空效应还存在行业差异,以行业为研究对象时,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内受到市场竞争的负向区域间空间溢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产出短期不仅受到专业化集聚和市场竞争的正向区域内空间溢出,还受到多样化集聚对区域整体的负向空间溢出,其他行业的创新产出没有受到集聚的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产业集聚对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研究结果丰富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相关经验研究,为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资源转化视角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是变革型领导多层次建构的结果。早期的变革型领导研究尚未触及领导层面的核心,而差异化变革型领导研究为分层面探讨领导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按照中国式交往原则,领导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会根据与员工不同的关系质量形成差序格局,进而表现出差异化的领导行为。而资源守恒理论认为,差序格局是领导与员工间资源交换差异的结果。        基于资源守恒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将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领导-成员交换引入差异化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机制中,构建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为调节的三维交互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资源视角揭示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ping法和双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层面和简单效应分析,以25人以上的科技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收集软件研发、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制造等多个行业32家科技企业人力和研发部门的58个团队配对样本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一致性和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均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团队一致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没有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与环境竞争性的交互项在个体差异性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以领导-成员交换为中介的间接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且高动态-高竞争环境组合更能促进领导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情景下形成的圈子文化更利于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互动,进而促进创新行为,且组织内外部环境的高度协同更能促进领导与员工间的资源转化进程。均衡分配领导资源可以直接促进员工创新,但并不利于二者间的资源交互。研究结果厘清了复杂环境下差异化变革型领导者与成员的资源传递机制,为解释中国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