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王闿运与“梅”

“梅”在王闿运的词集中出现颇多，词人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梅”不同角色：有积极向上给予人希望的“梅”，有让宦游旅人倦游思归的“梅”，还有独立窗前伴人隐居的“梅”。“梅”意象丰富了王闿运词作的内涵，也成为他人格与心路历程的写照。     

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王闿运注释庾信《哀江南赋》纠谬--兼论《哀江南赋》注释的基本源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魏六朝别集类中,收有清末王闿运撰写的《哀江南赋注释》一卷,视为庾信《哀江南赋》的一个注本,这是收书的失误,该注释是王闿运为自己的作品《哀江南赋》所撰。     

王闿运与《湘绮楼笺启》评介

历史人物留存的书信是了解当事人所生活的时代风貌,生平事迹,并对之进行评价的重要资料.《湘绮楼笺启》是进入中年后的晚清名士王闿运二十年间所写书信的汇编,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王□运治学严谨,关心国事,热心人才培养的不平凡的一生功绩.     

略论王闿运文学创作的客观评价问题

王闿运的诗文作品虽然模拟之迹明显,但并非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专事模拟的“老古董”。在内容上,王作能切近现实社会问题,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以及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王氏求新求变,形成了以境界高远、风神壮阔、情动于中、含蓄蕴藉、工于炼字、清绮雅洁为主要特征的独特风格。造成王闿运诗文被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局限、时代因素和论者偏见兼而有之。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纵橫计不就”: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发微

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而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来他勉强受聘,却不安于位,拟想“辞师居友,聊尽所长”,再展其“纵横名士”的奇才大略,扶助丁宝桢、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但“赞幕无功,诲人复倦”,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留下一段“纵横计不就”的豪情与悲苦。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政治化阐释及其影响

王闿运《楚辞释》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解读《楚辞》,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三个重要政治节点展开。这种政治化阐释的背后有其纵横思想的主导和深刻的政治寄寓,并在客观上打上了求新尚奇的烙印,对其弟子廖平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楚辞学史上掀起一股尚奇疑古之风,并推动楚辞研究朝求新求变的方向发展。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曲直自有后人评说——读《湘军志》与《湘军记》

王闿运写的《湘军志》与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同是记述湘军的史书,但由于撰者的态度有别,出书后受到的待遇也根本不同:王闿运受到当事者的恶毒攻击,《湘军志》遭到毁版的厄运;而王定安和《湘军记》则受到当事人的优礼待遇和吹捧。然而,史书的价值要由历史来评判,百年以来,二者受到的后人评说,和当时当事者就完全两样了。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失败后,湘军统帅曾国藩自以为功在自己创办的湘军,故此打算修一部湘军史志,自表功烈。然而,志书议而未编,他就死去了。光绪初年,其子曾纪泽依照他的遗愿,把修志任务交给了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自1877年至1881年撰成《湘军志》。可是,当曾国荃等与湘军有关者看到初版的《湘军志》时,皆大为震怒,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郭嵩焘攻击《湘军志》是“诬谤之书”,追索其版     

郑朝宗与钱学

钱锺书先生走了,一辈子以“落索身名免谤憎”为悬鹄,一辈子誉、谤相缠,热闹于软红尘中的锺书先生,终于得以落索的方式,归于冥漠的大自在中:生不能如愿,死终得从心,杨绛先生言“喜丧”,诚有之矣;郑朝宗先生走了,这位锺书先生“知管仲惟鲍子”的素心知已,这位在散文创作和西方文学上造诣颇深的文人学者,整整前于钱先生两月(十月十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王闿运《尔雅集解》探析

王闿运《尔雅集解》为重要的雅学典籍,采录汉至清代相关注释,要言不烦,并多己见,可与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相参照。《尔雅集解》之体例为：卷首撰写引言,说明各篇要旨;正文下标示异文;立论之前,罗列旧注。其注解方法主要有四：追寻字义、分析词义、校勘异文、辨析假借。其显著优点有二：厘清异文,校订典籍;见识卓著,善用文献。然因王氏未见新出之甲金文献,训释字词,难免有所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