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神学逻辑思想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治公羊春秋,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两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点,其核心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同时,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实现其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经学“本”“说”辨

经学“本”“说”辨马育良关键词：经学，经说，古文，今文汉世经学分野应包含文本古今之别和经说古今之别二义，这一点早为东汉荀悦所揭．橥。苟氏《申鉴·时事篇》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张涛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大师,精于《春秋》之学,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据现有资料,董仲舒似不曾专门研究《周易》和易学。但是,董仲舒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又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而在汉代易学发展史上,董学的影子也...     

初论扬州学派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清代,扬州学术繁荣,名家辈出。“扬州学派”以经学显,成为吴、皖经学的巨大分支。他们揭帜“广经”,兼治史学。扬州史学不仅推衍吴、皖考据学余绪,而且在思想内容与编纂体例上,都有开拓之功。本文述其梗概,包括指导思想、治学方法和研究范围。     

郑玄对郑学的发展与两汉经学的贡献

两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从小专注学术,遍注群经,注书时古今经文并用,以古文经為主,兼取今文经精华,对古今经文合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当时人称為“经神”。后来在他的开创下形成了郑学学派,破除了以往古文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统一了古今文经学,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春秋繁露简论》

汉代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武帝初年“天人三策”的作者,他的思想和学说,历来受到封建儒学者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在学术上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有歧异的。本文仅就他现存的著作集《春秋繁露》一书,拟作一点粗略的检视,以求有助于研究这个古代思想人物。 关于《春秋繁露》一书 的流传和编定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