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集团的经世实践述评

湘军人物的麇集 ,有一复杂过程。湘军头魁人物不是简单地对孔孟之学的信奉 ,而是以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作为申达其经世之志的“法宝” ,他们因相同的政治观点而相聚 ,又一起在实践中努力挖掘理学的经世潜能 ,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努力必然以种种悲剧而告终。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湘军集团 ,又可从湘军头魁经世理学的实践了解封建制度、尤其是清王朝必然覆亡的历史必然性     

湖湘文化对湘军集团的影响刍议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湖湘文化这一独有的区域文化作为基本支撑,奉经世理学为圭臬,形成特殊的集团个性。湖湘文化对湘军集团头魁人物的思维品质、人格定位、行为特征和彷徨心态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罗泽南思想简论

罗泽南为湘军早期将领 ,内圣外王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他以理学为本 ,经世为末 ,其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和教育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提出了自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系列看法和要求 ;在军事上他以书生杀敌 ,善于用以静制动的策略获取胜利 ;在教育方面则以理学为尊 ,重视启蒙教育。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晚清湘军人物的文化品格研究

晚清湘军人物在追求“圣贤-豪杰”的理想人格框架下不避个性与私情,在晚清政局变幻和同治中兴中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分别在个性与合作、守道与救时、忠诚与血性、疏狂与狷守四个方面诠释了湘军人物的理学气派、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为总体解释晚清史提供了一个文化心理的分析视角,全方位展示了晚清湘军人物的乡贤气象、公义私情和晚清政治面相,但终究无法阻止晚清政治的衰变。     

长江流域宋学说略

宋学之成立,既是经学发展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汉学经过玄学思潮洗礼和佛道之学的冲击以后上层统治集团的一种价值选择。否定汉唐章句训诂和义疏之学以阐发儒经义理为重点,将儒学导入形上路径使其哲理化并反作用于经世改革实践,是宋学的本质。其发展演进表现出源一流分的态势:以胡瑗为代表的明体达用之学率先开出以范仲淹、王安石等长江流域经学家的明体以达用之学,其致太平的功利目标十分明显;另一支则以程朱理学以及陆学等长江流域经学家为代表,倡明体而达用,走向了性理学一途。程朱理学实为宋学之右翼。     

论邓小平的制度建党思想

邓小平的制度建党思想是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重大创新,拓宽了党的建设的新领域,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途径: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议事决策制度建设;监督制度建设;领导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等;构成了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是推进新时期党建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对实现党建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是我党我国九十年代末期制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 依法治党是加强和完善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从人治到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之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基本上是在人治模式上运行,这种模式是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法治乡村"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有必要确立法治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变革。实现这一变革,既有赖于政府的整体推进,也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论编辑选择与社会选择

在现代信息社会,任何潜在的传播客体要想真正进入社会流通渠道进行传播,就必须经过编辑的选择和认可,否则,创作者的私人劳动就难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编辑的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编辑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偶然性,社会需要这一必然,由编辑选择的偶然过程表现出来,并在此后的反反复复的选择过程中彰显出来。只要是社会需要,编辑的不选、误选和漏选就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其选择则是必然的,永恒的。     

论法治与德治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法治与德治是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同时也是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同时又具有随着时代、条件和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弹性.这种弹性,一方面出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同时代法律与道德规范本身的变化.因此它们才能与世推移,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经久不衰的议题和人们对治国方略恒久的思考.     

从目标管理到目标教育

目标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 ,有其独特的优点 ,也存在包括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 ,为此本文提出了“目标教育”这一新概念 ,并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角度进行了论证。目标教育与目标管理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两大基本途径与方法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理当同步运行。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