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传说与历史意识——三谈中国史学起源

神话传说是历史意识的统一体,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加工、改造,搀杂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不同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观点。中国的神话传说被加工改造的主要趋势是:不断地政治化、历史化。从神话传说中探寻“史影”,一定要注意材料的时代性,分辨其中包含的原始历史意识和后人搀杂进去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从外来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等进行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祖国,反对撕裂族群文化。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中国史是这种意识的历史基础。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是民族意识的成长和升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华民族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历史上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里,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都应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球化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对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解决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或国情,而且也离不开对世界历史大局与大势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终其一生,不仅注重了解中国,而且非常重视了解世界,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在他处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课题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和视野处处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因为具有了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又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识,毛泽东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超越历史和结构的二元对立

近代哲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历史意识的觉醒 ,人们开始用历史的维度来突破自然主义的束缚 ,把历史与时间作为人回归自身本体的中介途径 ,但历史哲学却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困境。后起的结构主义用结构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特征来瓦解历史记忆和意识的自我同一具有划时代意义 ,但以所绪尔和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们却由于驱逐了时间性而又把结构自身在场化了。真正揭穿这个虚假对立的是后现代主义 ,德勒兹等人发挥了海德格尔的时空游戏的基本思想 ,完成了向时间空间化的空间时间化的根本性转变     

90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辨识

8 9年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的重要关口 ,之后的 90年代诗歌在转型的过程中现出种种变式 ,在 90年代的诗学立场及诗歌纪事中 ,历史意识和历史意象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中得以凸显。本文着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 ,从历史的个人化与当代化角度剖析历史意识的存在形式 ,同时 ,在狭义的历史意象逐渐淡出的当代诗坛 ,90年代诗歌又为历史意象赋予了新的意义。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的合力造就了 90年代诗歌“永不终结的现实”。     

兵团影像志的功能及其创作探究

兵团影像志是兵团形象建构、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视觉化地表达兵团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工具。兵团影像志对于构建新疆屯垦历史的集体记忆,强化国家在场的政治意识,及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建构兵团人的视觉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兵团影像志的创作中,应确立正确的思想指导,体现历史感、时代性,具有丰富的媒介形态;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处理好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关系,避免简单化、类型化、概念化、程式化地表达兵团的历史文化。     

论《灵旗》的新历史书写

新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平民化立场的私人叙事,乔良1986年发表的小说《灵旗》明显突破了"十七年"以来文学历史话语的正史意识,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的合理性受到了人文主义的严峻挑战。《灵旗》充分运用了各种叙事策略,在回忆中使现实和历史交叉闪现,偏重意识流和幻觉化的叙述使得这里叙述的历史成为主观化的个人史、民间史,由此对最一般的人性、人的生命力进行体察和展现,从捍卫人生价值的视角去思考战争的本质。     

曹植诗文赋中的神话意蕴探析

曹植作品中的神话内容非常丰富,一是黄帝、神农等帝世神系的神话,二是伏羲、女娲的神话,三是尧舜禹与娥皇、女英的神话,四是西王母、嫦娥等神祗的神话。曹植对神话的运用,表达了他的功业意识与英雄意识,超越意识与神仙意识,忧患意识与生命意识,具有历史化的色彩,同时也与身世感情有密切的关系。     

也谈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小说摒弃了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地位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观点,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历史意识解读历史,以家族史代替"正史",着重表现了民间文化、民族文化及人性、欲望的冲突在历史斗争中的作用,完成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到"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的颠覆,将历史主观化、个人化。     

试论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工科大学作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阵地，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使得每一个从事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社会意识和化意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相当一部分理工科大学在学科结构上往往是单一的工学体系，至多是综合性的工不体系。这对于培养出具有社会意识和化意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极为不利的。适度发展科，是理工科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问题。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维度新阐释

作为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与物都不是一个具体的黑格尔式的纯概念。站在哲学层面上来理解历史,历史就是社会不断涌动的过程,而非简单的历史事实的堆积;这样理解的历史也有别于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物并非现实经验层面静态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在哲学范畴中,物所指向的是社会关系。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客观上构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前岸,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成熟的过程,正是在共时地超越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     

科学与历史：架构唯物史观的两条主线

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科学和历史交流如绩，铸就唯物史观之“轩辕”。当马克思概括唯物史观中的科学结论时，他总是将其转换为历史对象来处理；当马克思建构人类社会的历史观念时，他总是将其转换为科学对象来把握。科学和历史是马克思架构唯物史观的两条主线，然而，二者在旧的形而上学那里并不相容。知性思维的成果是科学，科学所能得到的确定性结论是永恒的，处在时间之外，根本拒绝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历史，因其在时间中展开，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禁忌。传统形而上学只能发现科学，而不能发现历史——历史是人的生存本身。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真理观，这种真理已经不再是形而上学抽象概念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现实在历史中的展开。因而，唯物史观成了科学和历史相统一的人类历史科学。     

《丰乳肥臀》的历史叙事研究

莫言的叙“史”小说依托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还原裹挟于历史洪流中的民间生存本相,让读者在荒诞中品味到庄严。在《丰乳肥臀》中,作者借助一个患有“恋乳癖”的主人公——上官金童的独特视角对民间历史进行回望,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历史叙事诗学。研究探讨小说文本的历史化叙事指向,分析其基于“人学”的平民史观以及历史叙事模式背后的文化隐喻,期冀让读者了解复杂、多维的历史语境与症结,更准确地把握莫言的历史价值观与文学创作。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沈从文小说的道德困境及其审美表现

沈从文作品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道德的彰显和“历史”的缺席。然而,在历史视角和道德视角的双重审视下,我们发现沈从文作品中的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往往共同“在场”、相互纠缠,造成了沈从文小说的独特性。表现之一是叙述者立场的暧昧与游移,表现之二是两者的相互渗透,即以道德视角去质疑历史,同时又以历史视角来反观道德。沈从文小说的理想性、悲剧感、蕴藉性等审美特征也由此生成。     

简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挖掘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劳动人道主义;2.有机社会历史论;3."社会工艺学".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社学工艺学"是对有机社会历史论深层客观基础的揭示;有机社会历史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四者有机统一的洞彻;而劳动人道主义,则是有机社会历史论和"社会工艺学"的内在灵魂.发掘和整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略论长篇小说的历史感

优秀长篇小说应该具有比较强的历史感,即作家应该具备比较强的历史意识和比较强的历史概括、历史表现能力,这已经被中外文学发展史所证明。近年来,鲜有震撼心灵的长篇小说问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作品缺乏历史感。     

文化批评的达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

以"复数的解释和记忆"颠覆既成的、统一的"历史的讲述方法"是1964~1967年前后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问题点。本文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从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叙述方法"中考察大江健三郎的历史意识,以及因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而达成的文化批评的情状。在《万》中,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所有传承、记录、记忆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意图被讲述、被接受的,而大江所真正要抒写的绝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着这种"历史"的"当下"。这部作品是深层次进行民族反思的操作,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唤起和对"历史意识"的追究来进行的对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大江健三郎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开拓出了他身为"启蒙者"的又一条新路,即通过对历史的追究进行文化批评。     

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

本事批评作为一种动态持存的批评范式之一，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其本质是向未来开放的“回忆”，以此达到历史、现实视界的融合。中国素有“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魅力的本事批评史论和重实际、不穷究、伦理政治化、诗性化以及历史意识缺失的特征论和形态论。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为世界文论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