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萧氏与南北朝文学交流

兰陵萧氏作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南朝家族,在南北朝文学交流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南方的萧氏家族成员通过出使北方、接待来使、评价和介绍北方的作者和作品等各种方式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学交流。此外,萧氏家族成员也不乏入北者,尤其是梁亡以后大批萧氏家族成员进入北方,分布于关中和关东。萧氏家族的入北者有不少人因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受到北方士人的重视,他们与北方文人的交游,使南北文学的交流得以进行。     

南朝后期吴兴沈氏考释

吴兴沈氏作为南方土著,在晋宋易代之际以军功兴起。但自萧齐以后,沈氏门风开始经历着由武入文的变化。这一变化虽对沈氏家族在中央的政治地位有所影响,但也使其家族形象在历史上凸显出新的层面:一则作为地方势力的崭露,一则为对南朝文化的影响。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

辽代契丹人分为耶律氏皇族和萧氏后族 ,两姓世代通婚 ,并各有自己的“领地”。根据辽墓考古资料及证之《辽史》等文献史料 ,已知今天的辽北地区就是昔日辽代萧氏后族之“领地”。萧氏后族分为两大族系 ,每个族系之下又有许多家族分支。每一个分支家族都在整个后族的“领地”之内拥有一块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私人“分地”,并视为故里 ,生前在这里构筑私城 ,从事生产活动 ,死后又归葬于此     

从兰亭集会到竟陵八友－东晋南朝家族诗人群与“唯美”诗学的蜕变

本文探讨家族诗人群体活动对于东晋南朝诗学的作用和意义,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一特定时期诗学的发展规律.认为诗歌创作从东晋玄言诗、晋宋山水诗,到齐梁永明体、宫体诗的嬗变,和南渡家族诗人群体自然山水美的发现、才华的竞赛、追求诗歌的审美娱乐作用的精神息息相关.     

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

清代江南文坛俊彦星罗,名家辈出。然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一些杰出文学家都有着相当深厚的家族文学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往往总有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成为文化家族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文学引路人。正是他们自觉地利用具有原始社会孑遗色彩的舅权,以姊妹家庭重要责任者的面貌出现,将家学传承的任务担当起来,以坚定的文学介入的姿态为舅甥关系做出了最富有人文关怀的诠释。这样的舅甥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文学性的关系,它不但对江南地区文学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家族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发生了一定作用。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地域文学研究,正可以沿着舅权正义的知识路径,发掘新的文学意蕴,拓展新的思维空间。     

顾炎武与徐乾学兄弟

顾炎武与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兄弟是舅甥关系。在明清鼎革之际，舅甥之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顾炎武对明朝忠心耿耿，孤高自守；徐氏兄弟成了清朝的显贵。在康熙时代，徐氏兄弟处在为朝廷笼络士类的显赫地位，收拾四海人才，却未能笼络住自己的母舅。顾炎武对徐氏兄弟怙势气焰痛疾至深，徐氏家族在昆山的权势和劣行，是顾炎武长期北游，至死不回故乡的重要原因。但舅甥之间的骨肉关系也存着某种不可切断的联系。从中可以看出遗民学者要保持苦节，殊非易事，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所处的时代，同时也可以看出顾炎武孤忠磊磊、至老不渝的遗民立场及其伟大人格     

萧氏父子与梁代文学

萧氏父子爱好文学,善作诗文,勤于著述。其作品多为宫体诗,这个特点反映了梁代文学的一种新的现象。梁代宫体诗其内容虽不可取,但在用典、声律、辞采等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创造,还是有意义的,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借鉴。萧氏父子重视有文学才能的人,在他们周围拥有一大批文人学士,对当时文学的繁荣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当然,梁代文学的繁荣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前代文学的影响,都是分不开的。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汉魏古诗的信息及其破译

<正>徘徊失路望京城,普渡村中夜雨声。无限悲凉千载事,谁人堪解此中情。平生习惯受秋波,秋至谁人赞老荷。霜雪弹珠应是泪,垂蓬俯首作儿哥。古人云:"诗言志",确实如此,余此两首小诗,不经意之作也。其背景一如诗前小序所云:"客居美国普渡村,清晨醒来,展读賀文先生七绝《雨城》《秋荷》,诗意浓郁,因和之,倾诉襟怀"云云,清晨打开电脑,瞬间网上乃成也。虽为唱和,却是血泪之情,一词一句,皆有所本,非游戏之酬唱也。诗虽难以称工,却非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     

梁武帝萧衍文学交游考论

梁武帝萧衍是齐梁文学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的诗文在南朝现存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萧衍建立梁代以后的文学交游情况进行了细致考述,并对萧衍文学交游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论萧绎的文献学成就

梁元帝萧绎是南朝最著名的藏书家,生前累计聚书约十四万卷。他在位期间,梁秘书省、文德殿及东宫藏书之富,可以说是空前的,并且其藏书兼具多、广、善三个特点。萧绎所著《金楼子·著书》篇实系其为自著或命人代撰之书所开列的一篇目录。这篇目录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萧绎的文献学成就还体现在对古籍的校勘、考证及注释等方面。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