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８０ 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威仪观念与《诗经》叙事模式的世界观照

威仪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伴随着人的尊严而产生。高尚感是人们永恒追求,它在先秦文学典籍中有充分的表现,其主要文本载体是《诗经》。在风雅颂三者中均有表现高尚感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最集中的表现还在《颂》诗中。《颂》诗的主要风格是高尚,它通过威仪观念表现出来。《小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整齐的章法。《大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错综的章法。《颂》诗最主要的章法特点是不分章,而做诗人的主观际性是《颂》章法的决定性因素。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芮良夫毖·小序》研究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收有韵文一篇,共二十八支简,满简书写三十字左右。整理者依内容及古书命名惯例,名之为《芮良夫毖》。赵平安教授等认为《芮良夫毖》当为《尚书》类文献,但笔者认为当属《诗经》类文献。依据《毛诗序》分"大序""小序"推理,《芮良夫毖》前之"序"可称为"小序",为先秦《诗序》之遗存。而对比"小序"再考《芮良夫毖》正文,可确认其中有《诗经》诸篇常见之笔法。     

《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

《毛诗序》好以美、刺说诗 ,其美、刺对象多指向帝王后妃 ,且牵强附会 ,与《诗》之本义乖谬者多。前人所谓《诗序》所言非诗本义 ,乃周人采、编者“用诗之义”,亦不可通。《毛诗序》当为汉儒所为。汉统治者崇经尊儒具有很强的实用功利性。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汉代经师为履行其职责 ,其研习、传授《诗经》的终极指向是将《诗经》作为树立君王权威、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 ,并巧妙地利用说解《诗经》以求达到委婉地讽喻警示当代帝王的目的。     

《诗经·螽斯》与上古地祇小祀

《诗经·螽斯》一诗的诗义古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螽斯》言后妃子孙众多;齐诗认为,是歌颂贵族的子孙众多;韩诗认为,是歌颂贵族的子孙贤良。今人高亨认为,诗中的螽斯是用来比喻统治阶级的,全诗是民歌,为劳动人民所作,诗旨是讽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螽"为蝗属,是害虫,以"害虫"喻后妃子孙,有悖常理。实际上,《螽斯》当是上古地祇小祀咒告蝗虫的祭歌,毛诗序所言"后妃子孙众多"当是"说诗"之义,并非诗之本事本义。     

论《诗经》范式对唐代别集义例的影响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逗露出了唐诗绍续《诗经》的意识。从载籍史料来看,《诗经》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在精神上,中唐以后部分文士的诗文集义例实际也自觉规仿《诗经》。《诗经》别称"诗三百",而中晚唐人编订的诗文集以及用于行卷的小集之篇目也往往以三百篇为限。此外,唐人集名如《唐风集》仿十五国风、唐诗诗题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从中皆能看到《诗经》范式在唐人别集义例中的影响。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论汉儒以“兴”说诗

<正> 汉儒说诗,标举兴体,但所言之兴,是解诗的方法,与春秋赋诗方法的兴名同而实异。由于不明白这一区别,使一些人的解释持论不当,无端地生出不少歧义,造成许多缠夹,从古至今,聚讼纷纭。本文试对汉儒说诗方法的兴的内涵及其成因做一些新的探讨,以正其误。毛诗标兴在《诗经》里,毛传明确标为兴诗的116篇(国风72、小雅38、大雅4、颂2),占38%。毛传对所标之兴的含义及标兴的标准未做解释,我们只能就毛传解诗的实例加以推论。     

“《国风》好色”论发微

《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论清华简《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

一般认为,清华简《芮夫良毖》系芮良夫进献天子的规谏之作。其所立论,源于该篇《小序》"厥辟"一语之训释。如果深入研究《诗》《书》中的相关内容,则《芮良夫毖·小序》中的"厥辟"应当指诸侯,而非目前学界多数论者所言之周天子。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关内容的综合研究,可知芮良夫的政治身份为周天子一人之下的执政卿士,《芮良夫毖》为芮良夫诰教诸侯及御事的诗篇。     

从古代恋歌到四始之首——《关雎》古义之改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关于诗的主旨,历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关雎》并不是一首普通的青年男女的恋歌,而是一首反映贵族阶层爱情婚姻观念的诗篇.它之所以能够从古代恋歌升华到"四始之首",之所以能从它的本义改变到文化义,秘密就在于"关雎之改",其"取冠三百"的文学地位是由它的文化命运所决定的.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论《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毛诗序》,是《诗毛氏传》前面,《国风·周南》第一首诗《关睢》题下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的作者是谁?有无大小序之分?现在均尚无定论。但是,这篇序言却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儒家的诗歌、音乐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独特见解,成了汉代经师们传诗的一种最新美学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和文艺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的讨论。因此,我就想从这篇序言常用的“风”这个美学术语入手,论述一下《毛诗序》的美学思想。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