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的形式系统

在《前分析篇》[1]中,亚里士多德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模态三段论问题。亚氏模态三段论自成系统,可以尝试从现代逻辑的联合演算观 [2~3]出发构筑这一系统①。     

必然性与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的模态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对模态逻辑进行过系统研究的第一个逻辑家。在《工具论》中,他讨论模态三段论的篇幅超过了他讨论非模态三段论的篇幅。他的非模态三段论,即直言三段论,两千年来一直是学院中逻辑课程的重要内容。但亚里士多德的模态三段论,由于本身存在着许多难解的问题,却被人们称为“奥秘的学问”。     

自然演绎系统: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逻辑”

关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直言三段论是蕴涵式的系统还是推理规则的系统。卢卡西维奇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代表了第一种观点,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由推理规则组成的,是现代逻辑中的自然演绎系统的早期形式。     

亚里士多德《分析前篇》直言三段论述评

亚里土多德对逻辑理论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创造三段论,他自己以及后人都公认这一点.三段论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中,而且直到现在在传统逻辑理论中占据着显著地位.《三段论》中的《分析前篇》是阐述三段论的最重要的论文,其内容之详细,系统之严格,至今还令人赞叹.本文对《分析前篇》中有关直言三段论部分,参照现行逻辑教材体系,编排分类,试作述评.     

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存在(being)概念

存在(being)概念是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形而上学》中,亚氏基于《范畴篇》的认识,分别从逻辑与现实的双重角度,对之进行了考察规定.他的规定既超越了希腊自然哲学实在论,也超越了柏拉图理念论.但是在思维方式上,亚氏也表现出古代哲学直观思维的特有局限.     

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新收获

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方面,近两年来我国学术界有两件事值得一议:一是苗力田先生主持编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卷即是《工具论》,收入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辨谬篇》。二是王路同志的专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     

试说区分证明与论辩的意义──读《证明的论证与论辩的论证》

试说区分证明与论辩的意义──读《证明的论证与论辩的论证》质文拜读郑晓辉、孙继先两先生的《证明的论证与论辩的论证──试析亚里士多德的证明学说》（《锦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我深有同感。该文主要论析亚氏的观点，对此种区分的意义虽涉及，但未展开．本...     

从三段论扩充到命题逻辑

以罗伯特·范·罗伊的工作为基础,展示如何通过形式化的方法把三段论逻辑扩充到全部命题逻辑.文中将依次给出按现代逻辑标准形式化的三个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SYL,引入否定词项等之后的扩充系统SYL+,最终得到从三段论逻辑扩充而来的命题逻辑SYL-PL.     

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理论及其方法论蕴思

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理论主要载于《工具论》的《辩谬篇》和《前分析篇》中,另外在《修辞学》一书中也有阐述。在《辩谬篇》中,亚里士多德从分析反驳入手对谬误做了定义和界分。《前分析篇》中所体现的特点正是要以明确谬误研究中的逻辑因素。作为逻辑应用理论的现代谬误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它不是来和现代形式逻辑竞争的,更不是用来反形式逻辑的,而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兼与冯明科同志商榷

冯明科同志在《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载《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4期复印)一文中认为,在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上都使用“中国革命史”这个名称,这是不妥的。理由有两点:首先,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看,把它称作“中国革命史”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其次,从“革命”一词的含义看,将该学科笼统地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建议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这样的名称。民主革命史的上限,作者界定在1898年,其标志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动。我对“称谓”和“上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求教于冯明科同志,论述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逻辑、逻各斯、定义与自然演绎系统——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当代诠释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随着现代逻辑的诞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显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他的逻辑学说的研究热情有明显的减弱.论文借鉴当代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最新成果,以逻辑与逻各斯的关系,定义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地位,以及三段论系统的解释为切入点,就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起源、逻辑理论构成和逻辑系统的解释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因明三支作法与亚氏三段论

因明,古印度关于推理的学说,唐代初年传入我国。由于因明从产生到成熟都完全植根于东方文化土壤之中,与产生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互不为谋,因此,将此二者作一番对比,既可以看到人类逻辑思想的共性,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在表现这种共性的方式方法上尚有许多独到之处。由于笔者学力与精力有限,仅将本文的比较限定在因明三支作法与亚氏三段论的范围内。     

新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理性诉诸、人品诉诸及情感诉诸间关系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理性诉诸,人品诉诸及情感诉诸都具有可辨性,都可用修辞三段论的形式来表达。理性诉诸是与讨论话题相关的修辞三段论,而在人品诉诸和情感诉诸的修辞三段论中,结论与说话者的人品和听众的情感相关。本文对于千年来修辞学界的争论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典修辞学,为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逻辑的 形式化公理系统探讨

利用广义量词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和集合论,可以简洁明了地对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进行形式化和有效性的证明。根据有效的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可以从6 656个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中,筛选出有效的384个模态三段论。把通过向有效的直言三段论AAA-1和EAE-1中添加模态词而得到的20个有效模态三段论作为基础公理,就可以为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逻辑建立起形式化公理系统。     

语用论辩术--一种批判性思维视角

理性是人类交往追求的理想境界,批判性思维是人们通往理性的桥梁,论证则是实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与论证分析和评价紧密相关的是“符号三维度”,即:语形维度、语义维度和语用维度。在《工具论》和《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便是从这三个维度来讨论论证分析与评价的。遗憾的是,随着以亚氏三段论为基础的演绎逻辑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特别是继弗雷格之后数理逻辑的发展,基于语形和语义的论证评价模型成为经典逻辑发展方向,相应地,论证评价的语用维度似乎被人们忽略了,论证往往被看作是无目的性、静态性、零主体性(至多是一种独白式的)和缺乏背景敏感性的。而日常生活中的论证却具有目的性、动态性、主体性(特别是多主体性的)、背景敏感性等特征。换句话说,论证有一个语用维度,且离开这个维度所进行的论证评价显然是不充分的。北美的非形式逻辑、荷兰的语用论辩术以及法国的激进论辩主义均从语用维度出发试图给出相应的论证评价模型。     

语言逻辑刍议

公元前三世纪,“逻辑之父”亚里土多德以其巨著《工具论》六篇,宣告了逻辑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亚氏以后,逻辑科学不断地发展、完善,至今已长成了一株枝茂叶盛的参天大树,在这颗大树的众多的分枝中,有一个历史不长,尚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新兴分支,它就是语言逻辑。 1 语言逻辑是“自然语言逻辑”的简称,也称“自然逻辑”。从历史渊源看,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古代:由于思维和语言在自然状况下的不可分割,人们从一开始就把逻辑研究与语言研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古希腊的智者,还是中国古代的辩者,他们都兼长于逻辑与语言研究;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逻辑专著《墨经》,也既有逻辑思想亦有语言分析;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中也有大量的语言分析;中世     

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一步

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一步,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同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1988年于成都举行的和1990年于上海举行的中逻史讨论会都讨论到了这个问题,不少同志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本文原来是我提交成都会议的,曾在中国逻辑学会主办的《逻辑学术通讯》第三期刊载,在上海会议上也曾介绍过文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兹略加删改,予以公开发表,以就教于同志们。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

阅读《前分析篇》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段论的格分为三种,而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却认为三段论的格有四种,这就导致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基于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格的划分依据、描述方式及其学科构想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亚里士多德将三段论界定为三个格的原因,肯定其三格划分的严格无误,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发掘出导致亚里士多德确定其划分依据的原因及其原因背后的动机,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由一个更为深远而新颖的视角,即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以及古典公理演绎系统的视角,对之作出更为恰当而合理的评价。     

文艺学大纲

本文作者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有《浪漫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文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关于艺术的根本特征》(载《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试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载《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新华文摘》1894年第10期),《意象与艺术细胞》(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关于艺术系统的分析和思考》(载《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论典型与意境的异同》(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基石》(《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五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以上论文反映了作者构思《文艺学大纲》的部分主要观点,读者在阅读此大纲时,可参阅上述论文。     

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形态的双重构造

在拙作《西方社会的新变革与社会形态的双重构造》(《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一文中,笔者曾经提出了社会形态双重构造的观点,并试图用它来解释当前西方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本文将进一步说明,社会形态双重构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