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读《孔子家语》札记

《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伪书”说的影响,人们对其价值仍然心存疑虑。其实,该书与包括《礼记》、《大戴礼记》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文献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细心将《家语》与之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确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儒家礼学精义的学术传承与《大戴礼记》的文体意义

《大戴礼记》的成书,是儒家礼学精义的传承在汉代的一种学术形态。《大戴礼记》作为杂记类文献,其选编的篇目涉及到礼学观念在衍生发展时所涉及的各种文体。《大戴礼记》的选编,向我们揭示了文体的嬗变与礼学精义的传承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大戴礼记》所收篇目的考察,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文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外部的特征,也受其内在知识和观念扩展的影响。     

卢植《礼记解诂》探微

卢植《礼记解诂》一书已亡佚,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此书当亡佚于唐末五代时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礼记解诂》的训诂内容主要是释词和解句,训诂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声训、义训、征古例和征今例。郑玄在作《礼记注》时曾以卢植《礼记解诂》作为参考。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大戴礼记》版本新论——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北周时卢辩以桥仁编选本作注并拟定篇卷,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征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其正文与卢辩本内容重合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余内容则依据十三卷本正文,韩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考

根据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铭文,"立事"意为主持事务,禀行政治权力,但《曾子立事》主要讲君子博学、笃行、忠信、事君父、敬师长之事,篇题《立事》与内容矛盾还是有更深刻的思想根源?隋唐时期,《曾子》有两个版本,一是《大戴礼记.曾子》,一是二卷本《曾子》,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二卷本《曾子》作《修身》,它们谁先谁后?谁真谁伪?我们借助上博简《内礼》和战国时期的立事铭文,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困惑进行了检讨。     

两部儒家礼典的不同命运──论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及《大戴礼记》的被冷落

西汉时期的戴德与其从兄之子戴圣同受学于后苍；二人分别编订的两部《礼记》，都来自七十子后学所撰著的二百余篇“记”．可是它们的学术命运却大相径庭．以至于戴圣（小戴）所传的（礼记）４９篇后来由“记”变“经”．自魏晋以后一直被皇家奉为礼学经典；而戴德（大戴）所传的《礼记》８５篇则长期被人冷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丢失大半，今人永远不能再窥其全貌。大、小戴礼学命运的这种不同，直接导因于他们各自在官学中所占有的地位的不同。４０多年前，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就强调过大、小戴（礼记）的研究价值，他说大、小戴《礼记…     

论《礼记》中的形象思维

《礼记》是记述和阐释中华古礼的 ,纷繁错杂 ,语义艰深。但在《礼记》中 ,除了运用抽象思维 (理性思维 )、推衍概念来释解礼义之外 ,还经常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说明性、描写性乃至文学性语言来阐发礼义 ,从而完成古礼本来面貌之立体二度还原。《礼记》在阐释古礼中使用形象思维这一文学表现手法有深层的心理、社会原因     

《礼记·乐记》之“心”范畴——兼与孟子言心相比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一些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基于这些,唐君毅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我们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文化生态学下花腰傣服饰的文化剖析

服饰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重要的文化标识之一。在服饰的形成及功能演化中,服饰风格与该民族所属的历史文化系统及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较大的联系与交互,从而表现出其服饰的独特性,进而成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标识。花腰傣是我国傣族中的一个特殊族群,至今保留有较为明显的古民族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对其服饰文化的内涵分析,认为花腰傣独特服饰的形成与其尚古、崇尚自然及接纳外源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今社会的稳定及创新型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美刺说

宋儒戴溪的《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自我标示为吕祖谦《读诗记》的续作,《诗经》学史也将之归为宋代《诗经》学中的“旧派”作品,若从书名观察,我们会说,戴书的写作目标不外是在为吕书进行补充、修订,或者是延伸的工作,不过,其实栽溪游走于新旧两派之间,《续读诗记》与吕书从里到外,同其血脉精髓者不多戴溪对新旧两种不同的解经路线与观点表现出的是折衷的立场;面对《诗序》,他采取部分接受的态度,《诗序》擅长以美刺说诗,戴溪在这方面的接受度如何,是本文所要考察的目标。     

略论汉代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与文论视野

在古文经学家推崇的各类经传中,《周礼》与《左传》集中表达了合乎礼治原则的理想政教制度的构想, 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也便于其中得以安置,并获得具体规定。《周礼》的意义偏重于对文学的制度性安置,核心在 于"乐"的政教功能;《左传》的意义则偏重于文法的具体规定,其实质即如何在书写中寄寓王道理想。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晚清著名数学家戴煦

戴煦毕生从事数学的学术研究,孜孜NFDBDNFDBD,用力甚勤,敢于创新,敢为人先,在对数(理近微分)和对欧拉数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他对三角函数对数展开式的研究,被誉为"前人未曾有的",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他的数学著作<求表捷术>,被英国学者艾约瑟(J.Edkins,1825-1905)1854年译成英文,在伦敦公开出版发行,影响颇大,各国数学家都公认戴煦在世界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是在以往已发表的数学论著中,把对数和欧拉数的研究,往往归功于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一人身上,这并不太公平,也不实事求是.本文着重论述戴煦在研究对数和欧拉数中提出的三角函数对数展开式和戴煦数的作用、意义和贡献,戴煦是晚清在数学学科领域内有创新的中国著名数学家,他在世界和中国数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