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法论

礼是荀子的核心思想,但荀子的礼与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通之处,其突出表现在理论层面上荀子是援法入礼,在实践层面上是“隆礼重法”.荀子以礼为本,这决定了荀子的思想内核仍是儒家,追求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但其又内蕴着法家的法的思想因子,这又决定其非醇儒.荀子礼法观凸显了荀子思想的多重面相的综合性特质.     

荀子的礼法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礼的思想,把礼和法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礼法思想体系。“性恶论”是其礼法思想的人性论根据,“礼义之化”是形成礼法思想的渊源,“法者,治之端”是其法治思想的法家倾向。深入分析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意义,这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张涅一般认为，韩非曾师承荀子。所据史料是《史记·韩非列传》的记载：“与李斯俱事荀卿。”不少学者还对两者的思想作这样的逻辑联系：荀子由儒家迈向法家，韩非承之集法家大成；荀子思想的核心是“性恶”，韩非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御臣之术...     

荀子道德修养论

<正> 当前,在儒学研究中,许多人将荀子归为孔孟儒家,但在论及荀子的道德观时,有的同志则将荀子同孔孟相区别,认为荀子侧重于“礼制”和“礼教”,而不注重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第246页);荀子是道德行为上形式主义的始作俑者;荀子的礼只关乎人的行为,不关乎人的动机,不再具有道德的含义(方尔加:《荀子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

荀子身处战国末叶，深感单纯地以儒家“礼、仁”学说难以实现其“一天下”的政治理想，而以儒门弟子的身份．创造性地提出已超出儒家思想范畴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王霸杂用”。从荀子迂回曲折的学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荀子迫于时势而法古其表，标新其中。其“法后王”与“法先王”思想是两者兼有的，是新与旧的有机整合，是儒家之“法先王”与法家之“法后王”之间承“先”启“后”的一个环节，具有先秦儒、法的桥梁作用。     

一言之误读与荀学千年之命运——论宋儒对荀子“性恶”说的误读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荀子思想的新认识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道德仁义礼：“蜀学”核心价值观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自孔子形成“仁智勇”三达德和“仁义礼”的修身模式以后，子思、孟子以下诸儒随时变迁，各有构建。子思托其圣祖力倡“仁义礼智圣”五行，孟子私淑孔门开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常用的则是“仁义礼乐忠信”的搭配，至董仲舒最终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儒家的核心价值以其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深入人心，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余年。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其思想内涵不仅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而且因地变迁、各呈意态。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自古具有法天则地、重道贵德的传统，蜀中学人将道家思想与儒家理念结合，创造性地构建和发展了“道德仁义礼”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原儒者“仁义礼智信”之外别开一枝，独具特色。这一观念从西汉严君平开其源，扬雄扬其波，中经唐之赵蕤、宋之张商英、苏东坡，明之来知德，直至晚近刘沅、段正元等前贤的继志绍述，形成了持久一贯的“蜀学”核心价值体系。相较于正统儒学的价值观念，“蜀学”的核心价值具有“形上与形下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功能，正可弥补儒家对本体性终极关怀和道家对实践性现实关怀等方面的缺失。厘清这一价值体系，对于促进儒道互补、知行合一等新儒学体系构建，不失为可以备选的学术路径。     

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

先秦儒家,经孔子删定《六经》而定型,孔子死后,遂亦分裂。据韩非记载: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迨至战国,孟、荀二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流派。 孟、荀二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治学方法不同,虽然他们都属于儒家,在政治上都主张结束春秋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在思想上却有较大差异,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孟子主张讲仁义,荀子主张隆礼;等等。因此,在后的荀子不仅骂子张、子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而且对孟子乃至子思进行了猛烈抨击,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此种谬说流传,实“子思、孟轲之罪也。”     

竹内好的《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竹内鲁迅”的一些批评意见虽然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却又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正统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回心”、“挣扎”、“抵抗”的鲁迅形象。它们影响了20世纪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来自异域的文化批评借鉴。     

鲁迅与《时事新报·青光》

鲁迅一生与现代报刊关系密切,他不仅投身于创办或编辑进步刊物,也关注保守落后报刊上的言论。鲁迅曾为陶元庆画展撰文,文章后载《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该刊上的言论多不为鲁迅赞同,他晚年创作时将此刊文字妙手剪裁,或讽或谑,既成一文。《青光》成为了鲁迅重要的反面信息来源之处。本文试图梳理分析鲁迅与《青光》的关系,彰显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价值。     

重读《鲁迅批判》

尘封了几十年的《鲁迅批判》 ,我们对它曾有诸多的误读。本文通过分析它在批评过程中抓住文本的本质和进展 ,注重同作家感情的对话 ,广博细密的梳理等特点 ;试图发掘出它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特的贡献 ,进而探寻它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借鉴意义。     

鲁迅与目连戏

鲁迅对目连戏的认识及目连戏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及意义     

鲁迅与施耐庵:跨时代的精神承传

从鲁迅对施耐庵及《水浒传》的考证评述和鲁迅对《水浒传》的接受情形看,鲁迅不畏强权,勇于反抗压迫,荷戟鏖战的抗上精神以及崇尚“个人的自大”的独异精神实源于他对《水浒传》文本的缜思细琢和穿越历史时空的联想。在文学层面上,鲁迅从大众语、小说笔法、人物塑造及“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维度上获得了解读《水浒传》的启示。     

论荀子之“群”

荀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群思想独具特色。群具有多层意蕴:群是人类理性区别于动物本能的表现,是人的社会性生命的力量集合,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动力资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荀子运用人生不能无群、明分使群、隆礼重法、君者能群善群等命题诠释群的伦理内涵与理想境界。荀子群思想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与借鉴。     

鲁迅和胡适

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部革命史和一部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历史 ,两者本来是统一的。中国现代的革命是历史的现象 ,革命文学也是历史的现象 ;它们的局限也都属于历史。鲁迅和胡适 ,代表着中国现代新型知识分子中两种不同的类型 ,也代表着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胡风与鲁迅

胡风自鲁迅逝世后 ,自觉担当起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 ,几十年来矢志不渝。这形成了他独特的鲁迅观 ,影响深远 ;不仅为鲁迅研究工作提供了参照 ,也给他本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与冯梦龙

从分析鲁迅对冯梦龙的评价入手,探寻鲁迅对冯梦龙的承继形态,发现鲁迅关注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为下层人民立言与冯梦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梦龙展现了对人性的初步探寻,也对鲁迅有着很大的影响。鲁迅立足于民族的生存,建构全新的创作理念,对小说功利性的重视,打破传统小说的狭隘写作视角,开辟了全新的叙述观念,创造了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     

荀子哲学中的他人

在荀子看来,人必须生活在由自我与他人构成的群体之中,我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但由于人生而有欲,为了满足欲望,我与他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斗,并导致群体破裂。为了避免此类结果的发生,圣人制定礼义,规定我与他人在群体中的地位与分工,并以此作为我与他人进行物质分配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遮蔽,很难完全遵守礼义,这就要求自我重视自我的修养,宽容地对待、引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