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农业补贴、非正规金融是否刺激了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信贷约束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业补贴和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否有效缓解农村信贷约束有待验证.将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分为有效信贷需求、潜在信贷需求和隐蔽信贷需求,以CHFS调查的2973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家庭为样本,运用加权Probit 模型考察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和非正规金融都刺激了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应适当增强农业补贴力度,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进一步缓解农村信贷约束.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 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 Blinder-Oaxaca 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数字金融能否提高居民创业的成功率？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创业成功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创新成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缓解信贷约束间接影响创业成功率;地区创新能力对数字金融与居民创业成功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高金融素养的、创业动机为生存型的居民实现创业成功。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促进居民成功创业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效应,即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差异、城乡金融发展效率差异、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也要增加农村信贷供给,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以及加快农村的产业升级等。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土地产权、土地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产权权能不足的弊端开始显露出来,从而抑制了农村金融发展,导致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双重贫困.在土地所有权改革存在意识形态刚性束缚的情况下,大力提高土地使用权权能,可以改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缓解农村金融贫乏.含有土地抵押信贷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告诉我们,土地使用权权能的增强,可以通过土地金融机制带来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当前我国农村可以选择的土地金融模式按照金融化程度依次包括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融资租赁和土地证券化.在土地使用权权能提高后,这些土地金融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以西部为例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的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及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家庭及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流动者受教育程度、流动者外出年限及每年外出务工的月数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均具有积极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以农村存款比率、农村贷款比率衡量的金融规模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推动作用,而以农村存贷比衡量的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缓解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区域特征。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使农村金融发展惠及更多人从而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互联网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

互联网金融作为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紧密结合形成的新兴金融业态,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动力。利用创新扩散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引入广告、市场和互联网因素,扩展了跨期消费模型,并对互联网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作用渠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但对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不大;互联网金融无法增加发展享受型消费,但能通过利率期限结构影响非耐用品消费;最后,收入提高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但传统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为农村居民提供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服务,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推动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接轨成为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措施。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2—2009年29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社会资本变迁、农户异质性与融资行为研究——基于江苏602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本在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当前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强关系的减少和弱关系的增加。基于江苏省602个农户的调查分析显示,变迁后的社会资本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但这种以弱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是不稳定的,是需要成本维持的,这导致了农户信贷由传统的道义金融向契约性金融转变。此外,农户异质性会影响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和工商经营的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较小。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以城乡金融规模差异、城乡金融效率差异为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水平、政府经济行为为控制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借助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城乡金融规模差异、城乡金融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效率差异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并不显著;在短期内,城乡金融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影响,而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