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共和主义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所倡导的高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等理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特别是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共和主义核心价值与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与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复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偶合性联系。公民德行复兴的本质是道德重新回归政治,是当代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的演变

政治思想是伴随政治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回顾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复兴的坎坷发展历程,其政治权力观经历了从至善到非道德、从分立制衡再到无支配的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有助于深入探究共和主义这一古老的西方政治传统.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大众偏好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原旨。共和主义偏好精英的理性，而不是大众的情绪化思维。共和主义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民主具有内在的自我增长性，国会、总统权能的上升颠覆了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过度解构，激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特点值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借鉴。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

剑桥共和主义思想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昆廷·斯金纳的研究,为人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尤其是西方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视角.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理论上体现了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等基本原则.斯金纳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学术与实践之双重启迪意义.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两种民主观--以张君劢与张东荪为例

将民主做共和主义式和自由主义式的区分,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西方民主思想所做的一个规范性阐释。按照他的观点,自由主义认为,社会只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可避免,民主只是按照不同利益来进行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政治最终表现为类似于市场交易的权力交换行为;共和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民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应当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理解,而公民们的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构成了社会作为政治总体性的中介。因此,社会自我组织的自治是共和主义民主实现的重要前提1。这两种民主传统对于个…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简析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新视角,然而当他把古典思想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并以此为现代政治发展规划理想目标时,两种理论就产生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古典共和思想与现代性民主的冲突.     

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试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

当代政治哲学中出现的共和主义复兴既有深刻的背景,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复兴趋势,这种复兴不但使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这一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在张力所激发的基本辩论重趋活跃,而且是我们把握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问题和政治哲学发展方向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政治思想史、美国宪法学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谱系,并从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两个层次揭示了当代共和主义在理论探索和制度构建上的贡献和局限。文章的最后还将就共和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含义作简要评论。     

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

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阿伦特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反叛与回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都是为挽救或缓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提供理论"修正和护航"的。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作为对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独特的理论反省,提出了与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回归政治"的拯救之途。在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的是现代人的"消极自由",而阿伦特主张的是古代人的"积极自由";在如何对待共同体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建构的是"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而阿伦特建构的是"个性显现的共同体";在如何对待共和精神的问题上,共和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反映和维护自由主义精神的现代共和主义,而阿伦特则追求通过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来重新"理解"和"修正"现代共和主义。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寻找失落的革命精神:古典共和主义的理路——读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与目的论历史哲学家不同,阿伦特将革命视为一种具有"开端启新"潜质的断片的历史现象,因而乐于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揭示被历史必然性遮蔽的革命精神,表达自己所服膺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观照之下,阿伦特看到,由于社会问题介入革命进程,致使法国大革命偏离了其最初的自由立宪政治目标,也使人们对现代革命(包括美国革命)的理解,陷入历史必然性的窠臼.同样地,也正是社会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介入,革命者就用具有绝对主义特质的人民原则代替分权制衡的共和原则,致使革命以自由立宪始,以君主复辟以及政体的反复更迭终.而美国革命则"幸运地"遵循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实现了自由立宪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革命后遗落了共和政治所需的广泛的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之真谛的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因此失去了依托,属于社会领域的私人幸福取代了公共精神,最终也失落了革命精神.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身份的双向建构

探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和重视公民责任的共和主义模式.将公民身份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引入当代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视阈之中,我们发现,臣民文化传统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现实障碍.通过国家-公民与公民-国家来双向建构公民身份,使政府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理念,让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等途径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各种义务,从而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幅和谐的未来图景.     

家族法的产生、地位及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本位为政治法律的基础,宗法等级制度与国家政治等级制度一致,以家族法为代表的民间法是调整传统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法律规范.家族法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法律现象之一,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在现代语境下仍有一定的价值,应增强对家族法的研究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