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经历了率先发出“向海进军”号召、明确提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庄严宣告海洋强国建设三个阶段。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创新海洋科技、维护海洋权益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在海洋强国建设“目的性”上做到了为国富强与为民谋利的统筹;在海洋强国建设“方法论”上做到了矛盾论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统筹运用;在海洋强国建设“治理观”上实现了国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筹。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指导有关沿海省份创建海洋强省示范区、国家意义——强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世界意义——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论海权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权益。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对各国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海洋产业迅速发展,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海权是实现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海洋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国家战略的安全屏障,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建设海权强国对于中国海洋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中国要把建设海洋强国列入国家战略,提升海洋的战略地位,树立新的海洋观,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努力建设拥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海军,启动海洋经济开发的战略计划,以经济行为应对他国侵占中国海权的经济行为。加强海洋意识,规划海洋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海权纵横

近代中国在西力东渐中演化为两栖国家.30年经济转型,中国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国海权经略以欧亚大陆的绝对存在为背景,接受中美关系的和平框架约束.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在美国全球海权衰落的背景下,欧亚均势也将逐渐动摇.中国应在海洋战线保持战略克制,延缓美国衰落,迟滞大国力量转换的节奏,并推进战略西进,从而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     

关于中国海权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思考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中国一方面要考虑陆地安全环境改善为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的战略可能性 ,同时更要从海疆安全面临的压力考虑海权发展的必要性 ;在发展海权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 ,不应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 ,而是应该寻找思路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国力贡献率 ,进而为海权发展提供动力 ;在海权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上 ,中国海权的发展并不构成导致冲突并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构性因素     

西方大国崛起视角下中国海权与海洋大战略探析

西方大国兴衰历程表明,拥有强大制海权是近代民族国家崛起所必需的。海洋承载着中国重大的经济利益,是中国生存与未来发展的生命线。面对日益严峻和频繁的海权冲突和危机,当代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和海洋强国,必须高度重视海权,积极构建本国海洋大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的地缘安全

“9.11”事件打破了美国坚不可摧的神话,促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然而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加强了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以防范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崛起的挑战。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不断经营中国周边地区,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对中国形成“三面围堵”之势。美国欲借“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使中国的地缘安全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应对,积极营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我国战略纵深依托。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家安全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美中日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博弈

美中日三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博弈出自于各自国家的战略利益。"重返亚太"的美国需要南太平洋岛国巩固其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和战略部署。日本在海洋战略扩张、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牵制中国方面期望得到南太平洋岛国的支持。中国则更加注重与南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共同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现其和平发展战略。在当今和平发展时代中,中国的战略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挑战与应对

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从整体上存在两条路径,即美国所主导的以TP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版图”和东盟等16国所开展的以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版图”。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TPP协定的签署和RCEP的谈判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加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关系,使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着受冲击、被稀释的可能。在此情境下,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对待TPP中的“新一代”高标准规则,明确RCEP谈判中的攻守利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尽快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自贸区体系,这样才能更加从容淡定地在TPP、RCEP框架下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近年来,中国大力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保护本国的海洋权益和海外利益,加快海洋资源的开发,积极发展海洋经济。但由于海洋权益的外向型特征、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和历史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加剧。尤其是在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之争常被美国所利用,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压力迅速增加,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受到严重挑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外交的智慧和艺术,利用政治谈判手段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尤其要着力解决中美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利益冲突,寻求两国间更大的合作空间。     

论明后期以郑若曾为代表的海权思想

明代后期,经济、政治、军事合力下海权思想正式萌生。郑若曾的海权思想认为,加强对沿海岛屿、沙洲的防御控制,对海上交通要地会哨巡防,都可以强化国家对海权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他首次将海洋经济与海防相结合,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海权思想。但这种海权思想仍处于萌芽阶段,且有着先天的不足。它与马汉扩张型开放式海权理论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海权思想从明代产生开始,就存在主权型内敛式特点。     

基于海权论思想的国家海洋战略

从马汉的海权论思想出发,分析其中四个方面的海权理论,指出其对中国国家海洋战略的借鉴意义,论述让海权思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思想,以及稳定的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和宣示国家海洋战略的必要性,并提出中国具体的国家海洋战略目标。     

海运航线战略对国家海洋建设的影响

从世界主要海权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和俄罗斯的海运航线战略入手,分析各国海运航线战略的总体趋势,分别为坚持以海权建设为总领,更加关注海洋经济的重要性,积极关注海洋科技的关键环节和逐步强调前瞻性的新航线问题。分析国家海运航线战略对海洋建设的影响,包括助力海权建设、海洋经济建设和稳固海洋新格局地位。指出各国海运航线战略对中国海洋建设的启示为重视海运航线与海权建设的联系,强化海运航线与经济贸易的互动,将海运航线的科技因素作为关键,积极研究北极航线等相关新问题和将营造和谐海洋局面作为建设重点。     

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和海洋战略探析

通过对21世纪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分析,阐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利益纠葛和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三方在台湾问题上利益和政策的矛盾,并由此提出中国在21世纪应该着力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经济利益,发展崭新的海洋战略,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海洋之路。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基于中国近代海权意识嬗变为视角的孙中山海权观探析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海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代国人的海权意识不断觉醒。孙中山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浪潮,从思想和实践展示了他对海权的高度认知,成为近代中国海权观确立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对海权与国家政治、海权与国家经济、海权与国家安全、海权与社会进步的真知灼见无疑拟就了一幅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战略高度的海权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深刻反思,又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强国之路的思想宝库。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