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民族地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内涵、逻辑、治理

民族地区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生存风险、稳定风险、认同风险和治理风险.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就表现为危机.民族地区的“风险-危机”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对照关系,即生存风险是显性的生存危机,稳定风险是显性的社会危机,认同风险是隐性的合法性危机,治理风险是隐性的政治危机.为规避风险化解危机,国家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加强民族地区认同教育,优化民族地区治理结构.     

社会风险化解中的政府持续

中国社会风险的高发来自诸多要素的作用。当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政治发展撕裂时,风险往往同时出现在政治与社会之中;当社会风险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方能化解时,国家功能的全面行使则可能消弭社会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社会风险因此往往与政治风险联系起来,甚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机。但是从逻辑上看,社会风险本身蕴涵着社会成长的内在要求,政府在化解社会风险时不能迷信于压力机制的秩序控制,而应适时调整社会政策以促进政府持续和社会成长,从而从基础上化解社会风险。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论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治理危机和治理之道的变革。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资本的危机。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危机则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结构断裂性危机。因此,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不仅是消解社会资本危机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行治道之变的重要前提。     

乡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与社会资本整合：价值、困境与对策

乡镇政府是我国基层社会的行政“末梢”，它直接面向我国社会基层，是国家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但乡镇政府作为应对公共危机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特别是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本的贫乏，即乡镇政府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的社会规范、关系网络的缺失与社会力量缺乏良性互动。因此，乡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的高低、又特别是整合与提升社会资本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政府应对和化解公共危机全局的效果。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我国因各种原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各种社会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只有从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改革滞后、社会价值冲突、生存环境恶化等方面深入认识和分析其根源,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社会风险,推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中西方社会资本的再比较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当中所蕴含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态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中西方社会资本形式有很大不同。论文对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价值偏好、社会总体结构状况、个体的自我定位、幸福观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对其类型进行了重新归纳。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参与式治理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地社区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现在必须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之一。文章以惠州城市社区治理为现实模板,分析了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促进参与式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型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建议。     

资本扩张、资本逻辑悖论与科学发展观

剩余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投入社会生产系统内部而使其得到增值，就会使整个经济系统不断扩张。这种资本扩张给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产生了深层危机，它引起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结构、资源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冲突，使资本无法扩张，形成“资本逻辑悖论”。科学发展观是实现这种价值复归的路径选择，是对资本扩张产生种种危机历史之谜的解答。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试论宗教对当代公共治理的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公共治理中具有两极性作用：一方面在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团结、教育民众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问题也可能触发治理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为此，我们应在公共治理中确立和倡导一些积极的宗教理念和原则，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社会控制作用。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培育社会资本:社会管理创新的非正式制度路径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路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一系列的积极作用。但是信任危机、规范缺失、参与网络不足等当前中国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必须以重建政治信任为突破口培育"信任"社会资本,以法制建设为突破口培育"规范"社会资本,以健全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为突破口培育"参与网络"社会资本,以壮大民间组织为突破口培育公民社会。     

从清代保甲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滋长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甚密。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保甲,在清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它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对举报、纠察、搜拿会党成员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清中后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量流动,政治腐败的日益加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致使保甲制不断破坏、瓦解,而无以担当对会党的控制功能。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