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审判及其因应

媒体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既可以满足一般公民的知情权,也可以起到舆论监督司法的作用。“舆论审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正审判。法律需要对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进行平衡。鉴于我国特殊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同时伴随着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不断发展,通过对舆论进行限制的方式来保护公民公正审判权的难度大幅提升。可以通过对特殊主体限制与保证审判独立的方式来对“舆论审判”进行因应。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互动的经济考察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是互为作用和动态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是在假定为理性经济人角色的情形下,在公共领域中的交流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在自身内部同样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对网络舆论来讲,网络大众的集体行动具有凝聚力是经济性的选择;对刑事司法活动而言,司法主体决策机制的合理构建与运行是经济性的选择。当二者相遇面临利益博弈时,刑事司法主体放低理性的姿态,网络大众收敛感性的冲动,主张平等话语功能才是二者良性互动产生最佳经济性的选择。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刑事审判模式

刑事审判模式在根本上属于开事司法问题,故能动司法必然牵扯刑事审判模式.从能动司法的内涵和特征出发,体现能动司法的刑事审判模式应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包含着回应什么和如何回应即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它包含并超越了适应性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合情合理合法是回应型刑事审判模式的底线,或是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

狭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指将未成年被告人从正式审判中分流的制度,而广义的转处除此之外,还包括审判中刑罚裁量的非监禁化、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非监禁化。由于转处理念所具有的特定优势,将其运用于未成年刑事司法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及对其犯罪的预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研究——以心理学角度切入

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给21世纪初人类文明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自媒体孕育而生,新事物的出现势必会涌现出许多问题和带来许多矛盾。本文的研究背景正是建立在此阶段,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正呈现出愈发复杂的局面。文章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研究背景。第二部分通过对调查所获数据、相关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进行分析,试图揭开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现状的面纱,最后得出结论舆论对司法审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三部分按照舆论的酝酿和发展阶段,重点通过心理学角度解读自媒体传播方式下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的形成过程。文章第四部分作结语。     

刑事法官司法态度研究

不当的刑事司法态度直接影响刑事审判质量,最终影响公平正义的实现.刑事法官应当摈弃有罪推定、罪疑从轻和同害报复等不当司法观念,并慎防重复作业、同事意见及公众反应等因素对司法态度的不当影响.讯问时,宜秉持接纳、信赖和同情等态度,抛却拒绝、怀疑和冷淡等态度.定罪时,宜秉持公平、确信及周延等态度.量刑时,不可过度重视控诉意见、长官命令和舆论反应.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

在我国,刑事司法关系是办案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运行关系.1949年以来,刑事司法关系在实践中经历多次调整,在规范层面逐渐形成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并上升为宪法规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调整了国家权力构造,使刑事司法关系从一元构造转向“调查—检察—审判”和“侦查—检察—审判”的二元构造,进而再造了公检法关系,又规范了监检法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可以更好地强化权力制约、加强人权保障和提高任务效能.     

远程刑事审判的检视与反思——以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为分析视角

作为互联网时代司法回应社会的产物,远程刑事审判已逐步得到社会与法律的双重认可,新冠肺炎疫情则加速推动了远程刑事审判的落地。作为全新的审理形式,远程刑事审判不仅打破了传统审判物理空间上的有形性与固定性,也对传统审判的理念与原则提出了挑战。这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被告人权利克减甚至限制的问题,尤其是对质证权的减损,已成为当前远程刑事审判最大的困局。后疫情时代,应当在保证不削弱被告人基本权利及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高效推进远程刑事审判。应当严格限制远程刑事审判的适用条件、保证被告人的程序救济权、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以及确保终端设备的硬件支撑,保障底线正义。     

公正司法与网络舆论的冲突与平衡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外部性监督方式,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公开。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司法独立。实践中,网络舆论在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其所营造的舆论压力已远远超出其本身合理界限,严重影响司法活动独立行使,甚至可能引发司法公正失衡。鉴于此,为实现网络舆论的监督功能并防止其损害公正司法,应从司法活动主体及网络媒体两个维度,首先通过建立人民法院信息发布和审判公开机制、加强与媒体的互动交流、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促进司法裁判在较大范围内的统一,并通过提高司法工作人员职业化水平,以期推进司法公开,增强理解信任;其次,制定正当规制网络舆论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媒体报道、加强网络媒体的行业自律,遏制虚假新闻,并须增强网络舆论参与主体法律意识,从而构建尊重司法特性的网络舆论监督制度。     

加入WTO后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加入WTO后 ,法院受理的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总量都将大幅度上升 ,刑事案件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刑事审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加入WTO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人民法院应转变观念 ,树立大局观、公平观、人权保护观、公正观、效率观等现代司法理念 ,进一步推进法院的司法改革 ,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 ,以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     

自媒体时代刑事司法报道的法律规制

自媒体时代刑事司法报道内容的广泛性、高度受关注性、极大的社会影响性、管理上的难控性等特征,使得对其规制极有必要,但规制难度较大。近年来,因自媒体进行倾向性报道而引发的"舆论审判"现象时有发生,对此,适用于传统媒体的刑事司法报道规制体系因不能适应自媒体的特性而难以收到预期的规制效果。完善我国自媒体刑事司法报道规制体系,需要克服现有制度规范的权威性不足、内在结构不合理、规制措施简略、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探索建立职业秘密保密制度,健全新闻发布制度,加快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完善自媒体管理机制。     

专家对刑事审判的影响模式、问题及完善

专家对刑事审判的影响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过程参与模式和结果影响模式。结果影响模式作为司法实践自觉之举,反映出以往过程参与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不过,结果影响模式也存在法庭审理形式化、专家意见偏向性和专家身份导向性的现实风险。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近年来审判人员能力和水平的显著提高,使得刑事审判回归过程参与模式的本位。未来应当进一步扩大过程参与模式的开放性,并最终实现过程参与模式的准确性。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第一案

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有一种过多关注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倾向,被害人的尊严和利益反而受到忽视。如果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控辩均衡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那么被害人从犯罪行为实施那一刻起就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调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就是聆听被害人声音的过程,还被害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公正的过程。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方面对各主要法系的制度和国际惯例兼容并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探索其自身的审判理念。     

关于司法审判管理的若干问题

一、现代司法审判管理的历史和现状2 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司法审判管理是借鉴苏联的运作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司法审判管理行政化 ,司法审判管理的依据是刑事政策、民事政策 ,依法进行司法审判管理的意识淡漠 ,对司法审判组织管理 ,过多地强调其工具性 ,没能真正体现司法审判管理的特殊性。所谓工具性即为巩固统治阶级政权服务的工具、受政权组织的指挥和管理 ,司法审判特有的社会职能即社会性没有体现。 2 0世纪最后 2 0年的改革开放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 ,司法审判组织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由过去的…     

转型期弱势群体犯罪的刑法适用与民意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征表,易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民众普遍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表示同情,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关注已经不限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民意对刑事审判施压,客观上影响了刑事审判。对于弱势群体犯罪的审判,牺牲法治、顺应民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有利于化解舆情、缓和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对法治社会的构建却是有害的。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冲突和磨合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面临的问题,孤立地谈司法应摆脱民意的干预没有现实意义,而是应营造合理的环境来实现刑事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网络舆论中的民粹主义风险——亚里士多德极端平民政府理论对我国网络发展的启示

随着网络舆论的发展、网络推手的出现,民意已经被工具化运用,网络舆论出现背离监督轨道的倾向,不时超越法律制造舆论审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主体性地位也受到威胁,这种现象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理论中的极端平民政府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后者的现代表述就是民粹主义.结合本届政府打造亲民政府新形象的努力以及网络舆论的发展,文章认为我国的网络舆论有催生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并且这种催生过程由于动力强劲、渠道畅通和控制缺失等原因,已经具有很高的风险强度,平民自身特征也使得民粹主义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必须从风险源头治理和风险过程调控两方面着手,才能防范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始于侦查程序 ,在英美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侦查程序 ;即使在当今的大陆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判中心主义的作用甚小 ,对于侦查程序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 ,做到理论先行、立法规定、实践遵循 ,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