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在浑源交游著述考

元好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卓越贡献已有定论,作为金元之际文坛领袖、史学巨擘,足迹半中国,交游遍天下。而距元氏家乡不远的雁门关外的浑源,也是人杰地灵,既有恒山、龙山胜景,又有雷、刘文学家族之盛,元好问与浑源雷渊、魏璠、刘氏父子素有交往,并两次亲临浑源,流连于山川之间,放歌吟咏,存诗之富,胜于他乡。通过对元氏在浑源行迹的考证、著述的解读、交游的梳理,借以订正讹误,希望对元好问和浑源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

封龙山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皇家重要祭祀圣地,著名学者李躬和伏恭都曾在此讲学授道,推动了儒学和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唐代至北宋初年,封龙山孝道文化逐渐复兴。金元时期封龙山地区作为北方儒学和孝道传承中心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社会深层。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点是:奠基于汉代官方祭祀神明和祖先的传统;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重要推动力量;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官方和民间力量共同推动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元好问诗歌理论浅析

元好问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在金元时期的重要继承者。他工于诗文创作,在诗歌评论上也颇有造诣。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其诗歌理论：一、诗歌创作论：元好问强调了诗歌创作两个方面的要求——＂诚＂和＂雅＂。二、诗歌风格论,包括：（一）崇尚豪迈壮美的诗风;（二）强调清新自然的诗风;（三）主张简约含蓄,反对铺排。     

《元好问全集》出版

<正> 由山西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姚奠中教授主持的《元好问全集》搜集整理工作于去年完成,在纪念元好问诞辰八百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元好问(1190—1257),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字裕之,号遗山。是我国金元之际成就最高的诗人、词人、散文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金元以来,历代评论家对元好问都有很高评价。有的全面评论,有的分体作评。前者有郝经所写“墓志”、《金史·文苑》本传,徐世隆所作“集序”,《四库全书·遗     

浑源“龙山三老”之“龙山”归属问题——兼论“三老”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龙山三老”是雁北沿长城带区域文化的象征之一，是金元交替之际民族大融合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龙山三老”中“龙山”的归属以及“龙山三老”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究课题。     

元好问在南阳

<正> 金元之际我国北方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曾经在南阳度过了六个年头,给我们留下了诗词近百首。这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三月,蒙古军屠忻县城,死者十余万,元好问的哥哥元好古也被杀害。元好问和母亲一起流亡到河南福昌三乡镇(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宣宗兴定二年(1218),元好问从三乡移家登封,并在昆阳(今河南叶县)置买了庄田。他在这里前后住了9年。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元好问由当时文坛名流赵秉文、雷希颜等推荐,应试宏     

艰难的抉择 苦楚的心历——元好问晚年灵魂剖析

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于金都汴京为蒙古军围困之际未遁,后降将崔立举事,元氏被迫从之,参与撰写颂德碑文,自感有失名节,终生抱恨。元好问为补己之过,上书蒙古重臣耶律楚材,乞求其能善待、起用亡金名士,引导蒙古贵族重视“衣冠礼乐,纪纲文章”,于此仍有谤者。蒙将张柔荐元好问主修《金史》,元氏大喜,欲力成其事,然未果。无奈,其只得将余生用于广辑金代史料,以备后人修正史之用,并冀藉史书表明自己偷生、上书之苦衷,求得后人之谅解、宽宥。     

民国诗话中的元好问研究史料发覆

民国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元好问及其作品、诗论和接受现象的记事、评论性文字。它们是研究元氏及其作品的创作、流播和影响的宝贵资料，其中不乏发前人之所未见的观点，是元好问研究领域中尚待开垦的荒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总体认识把握、评论品鉴诗作、发掘诗学理论、探讨历史地位、琐谈杂议编著、考察接受现象和保存有关史料等方面。民国诗话是一笔蕴藉丰厚、价值可观的诗学遗产，其中有关文字从特定侧面反映了本时期人对元好问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它是元好问接受史上的重要链条，对现今元好问研究亦有相当的启发性意义，不容忽略。     

20世纪以来的元好问研究

元好问的诗、词、文及文学理论等,都代表了金元文学的最高成就,为研究者所注目。20世纪以来,元好问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研究方法、评价角度等方面综合考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20世纪初至40年代;二、50至70年代;三、80年代至今。     

元好问和《元遗山集》

<正> 元好问(1190—1257)金代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其先原出北魏拓跋氏,后随孝文帝迁都洛阳,易姓元。北魏亡后,其一支落籍河南汝州,唐代时还曾出了一位著名诗人元结。后迁山西。北宋末落籍忻州。元氏累世为官,但生父元德明隐居未仕,以诗文自娱,有《东岩集》。元好问五岁时即随嗣父元格官掖县、冀州、陵川、陇城任上,其间为参加秋试,曾一度游学长安。二十一岁时嗣父去世,方扶柩归里。青少年时代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在学业上受教于古文家路铎和著名学者郝天挺,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全元文》补遗三篇

我们在进行山西古文献田野调查时发现山西浑源孙氏墓碑数通，其中郝采麟、姚匡弼所撰三篇碑文为大型断代文总集《全元文》所未收，可作补遗。同时对碑文相关内容略作探讨。     

论《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史意义

《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词集,其体例是选诗和作家小传相结合。在作家小传中,除了作家的生平事迹等基本内容外,还记载了丰富的金代文学史料,诸如“国朝文派”、“吴蔡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研究金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大同城区浑源方言[n]声母向[？]声母演变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与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部分移居到大同市区内的浑源人家庭进行了语音访问调查,考察了浑源方言中17个[n]声母字的当前读音情况,发现在普通话的影响下部分[n]声母字正朝着[？]声母发展演变。本文重点描写了这一语音演变现象,同时也对其演变的原因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做了初步分析。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金锁记》的文本价值、人物原型及其写作立场

1943年岁末发表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使张爱玲“一夕成名”。此后她不仅将此小说亲自译为英文版,而且还用英文创作了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与《金锁记》甚为相似的长篇小说《怨女》,之后又将其译为中文版,于60年代中期在台港连载风行一时。一个40年代就已经耳熟能详的人格变态、人性扭曲的“衣锦妖怪”故事,作者为何“四度易稿”,一再“翻版”？这在作者的创作生涯中也实属罕见。本文从叙事层面及人物形象出发,对于《金锁记》用双语不断重写的创作奥秘作了探究;针对其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人物原型作了辨析;以及对作者隐匿于《金锁记》中或隐或显的“复仇”心理动机作了解剖与还原。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

金代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元代沿用了金代这一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牌子已经具有户籍管理的职能,已经出现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载牌子户就是其例证．从而也证明了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为“渠牌制”。     

大同御河兴云桥的历史及建筑形制

御河是大同市内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它由北而南从城东门外流过。作为东出必经之路，御河桥上建置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根据考古出土文物及参考文献可以得知，御河上建桥有确切记载始于金代，它是一座五拱石桥，元代重修时命名“兴云桥”。金代御河桥经元明二代历时四百余年，万历八年拓故基重建为十九孔石拱桥，‘仍名兴云桥，清嘉庆年间倾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