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牟宗三心性之学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遗留的课题——纪念《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60周年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特别凸显了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虽然后来学界对这种过于抬高心性之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这并不能掩盖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在心性之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牟宗三早期较为关注政治问题,但中期和晚期的精力都集中在心性之学方面。牟宗三心性之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三个问题意识,即活动问题、流弊问题、存有问题。所谓活动问题是指一种道德学说如何能够具有动能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活动论;所谓流弊问题是指如何杜绝心学走向弊端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形著论;所谓存有问题是指道德之心除决定个人成德成善之外,对宇宙万物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存有论。为解决这些问题牟宗三付出了一生的努力,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亟待后人解决。     

解心释神:从现代新儒家看庄子的功夫论

功夫论是庄子与现代新儒学都关注的内容。庄子的“心斋”功夫与熊十力的“证会”功夫在深层都以人的关注为目的 ,庄子的“悬解”功夫与杜维明的“神会”说都是一种“外化”功夫 ,着眼探讨终极本体境界 ;庄子的“坐忘”功夫与牟宗三的“坎陷”说都以方法论为中心 ,都是一个实现过程。但是 ,庄子与现代新儒家在对人伦的取向上差别很大。     

论牟宗三性善论研究

人们普遍承认,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据有重要的位置。他独辟蹊径,以心性之学研究儒家思想,得出了非常独特的结论,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有人预言,今后几十年将是吸收消化牟宗三的时代。但如同一切哲学家一样,牟宗三也毫无例外地有其遗阙。本文仅对牟宗三性善论研究(主要是孟子,兼及宋明儒)作一些评介与分析。     

“推扩”“坎陷”还是“虚通”？——现代新儒学的一条知识论线索

作为心体、本体的良知如何对接科学精神,是现代新儒家特别重视的问题。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学者,对此都提出系统而原创的观点。但是,学界往往重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而忽略了熊十力与唐君毅的观点。事实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扩"说与唐君毅的"良知虚通"说,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条思想线索。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颠峰,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评述为"古今无两".牟宗三的理论创获与康德哲学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康德哲学的自身问题为"物自身"的两重涵义:知识论涵义与价值论涵义,前一层康德有积极的说明,后一层则在康德哲学中隐而未显.牟宗三以中国传统心性之学为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了"物自身"的价值论涵义,从而建构了"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对此新儒家阵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牟宗三汇通康德的努力本身为中西方哲学的"思想对话"提供了绝佳范例.     

理性与价值——试论殷海光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与融合

自视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思想家殷海光是20世纪后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他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和冲突，最后又从冲突走向融合。此一过程尤其反映在理性与价值这两个维度上。首先，殷海光的主要研究旨趣不在自己的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他的思考重心是人类文化普遍性在中国文化中如何实现，但其全部运思进路却又是从逻辑与分析哲学出发的。其次，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道德意识，他认为自由民主观念有特定的道德内涵，包含有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如个人尊严、个人人格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在这方面与英美传统的立场不同，保持了五四传统的特色。第三，殷海光生命前期的治学方法严守着逻辑实证论，在晚年时走出了逻辑经验论的限制，开始讨论属于心灵层面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等问题。第四，殷海光早年坚持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化派激烈反传统的立场，到了晚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这与他的视野主要转向了人的心灵问题及价值问题有关。殷海光内心蕴藏着强烈的价值意识，却以理性的追求为企向，在他的晚年这两个维度走向了融合。     

从天台智者“一念三千”到王昌龄“意境”说

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笔下,生灭示现之＂意＂与圆妙具足之＂境＂,两者非生非含、无前无后、互具无痕,其＂一念三千＂有关意念与境界的联合表述、浑融为一的本义推演,呈现出＂意境＂组合的雏形。天台智者的天才创意,开启了王昌龄等后学文士的＂意境＂思维法门,前者以佛理导入,后者在文意上定格,先后绘就了玄妙深绝、了无阻碍、不可思议的诗意图景。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人情味的缺乏：约翰逊论弥尔顿人格与作品的缺憾

塞缪尔·约翰逊在《诗人传》中试图建立和呈现作家的性格、心智或才华与其诗歌风貌之间的关系.以《弥尔顿传》为例,约翰逊在这篇传记中塑造了一个傲岸不群、恃才自负的诗人形象.约翰逊认为弥尔顿这样的人格属性既成就了他诗歌独有的特色,如充满原创性的崇高想象,但同时又造成他作品的一个巨大缺憾：“人情味的缺乏”.文章着重研究约翰逊如何使这一缺陷与弥尔顿的性情和才华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将《弥尔顿传》放在18世纪以及后世的批评史中,考察约翰逊作为优秀批评家的独到见地和长远影响.     

践仁以知天:牟宗三新儒学审美的道德进路

牟宗三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他认为"分别说"的美,是人的"妙慧静观中直感于气化光彩的自在闲适的愉悦",虽能使人自在洒脱,但因"无道德之提起",终非本真之美,它很容易使人耽溺消极,有极大弊害。他强调道德主体的根源性和基础性,认为道德主体就是人的审美主体,只有挺立起人的道德生命主体,"践仁以知天",才会达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进入真善美"合一"状态的美,这才是最为本真的美和最高的审美境界。从美的"分别说"到"合一说",牟宗三揭示了一种极具儒学色彩的个人审美的道德进路。     

郑文焯的词学活动及清空词学思想

本文详述了郑文焯的词学活动,及其词学活动对其词学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着重从词表、词心、词骨三个方面分析了郑文焯的清空词学思想的深刻内涵,阐明词要清空先尽词表之能事、次则词意要含韵外之旨,同时还要熔炼出高健的骨气。郑文焯的清空词学思想深受常州词派的影响,并带有郑氏个人治词的风格。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则是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感寓于词中,而出之以蕴藉高健的词笔,浑涵沉郁、莫可指实而自高古感人。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郑文焯词学在晚清词坛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袁燮《毛诗经筵讲义》心学思想浅析

袁燮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浙东传人,“甬上四先生”之一,其诗经学著作《毛诗经筵讲义》通过对诗大序中“诗无邪”、“四始”的心学阐释,和解经中心学方法的运用,着力于启沃君心,即帝王的本心,刚健之心,充分体现了其诗经学在阐发心学思想的同时更为注重践履功夫和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