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     

酬之以情 报之以义——论孟称舜情理观的独特价值

晚明作家孟称舜作为言情派作家中重要一员，其戏曲理论一方面注意突出情的因素，另一方面持情与理相统一的情理观。其以《娇红记》为代表的传奇创作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对其中客观存在的节义观念应作辨证认识。孟称舜这种情理观有其生活基础和思想渊源，从作家对戏曲社会功能的体认、对晚明传奇滥情创作倾向的反拨等角度来看孟称舜戏剧思想中的情理观有其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     

韩愈抒情观之重估——以《送高闲上人序》为中心

韩愈时"情"的独特规定可以概括为:一种源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激情.其要点有二:一、"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的抒发、宣泄,而是带有强烈的道德属性;二、"德"并非外在的道德规约,而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决断.韩愈的抒情观很难在"言志"与"缘情"两大传统中找到一个非此即彼的归属.对两种传统,他都是承中有变,在继承和扬弃中确立了"情""德"并重,张扬主体的抒情观.这种抒情观,本身即是抒情与明道的辩证统一.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冯梦龙“情教”思想及其俗文学观——以《情史》《挂枝儿》《山歌》为例

明代心学思潮及市民思潮孕育出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情欲的文学家,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作为开拓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情教"为理论基石,构建其"情教"思想系统及文学观念,对传统"乐教"及"诗教"观进行了反拨。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对"真情"的艺术原则的推崇及对民间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他所编《情史》、《挂枝儿》、《山歌》充分体现了其"情教"观及以"真情"为最高文艺标准的俗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古代“比情”自然审美观论纲

我们把中国古代提出并建构的以自然之道的规律运动与人的情感变化异质同构的类比、比附的自然审美观,称为"比情"自然审美观。"比情"自然审美观在《淮南子》中就初见端倪,但真正提出并系统论述的则是力倡"天人感应"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比情"自然审美观虽然在诸多方面与"比德"自然审美观有相似之处,但在"比"的内容上却有侧重情感关系或道德关系、"情化"或"德化"等重要区别。它与"畅神"自然审美观在内容上有相似交叉之处,但也存在着情感抒发范围、形式和程度等种种差异。"比情"自然审美观的提出和建构是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观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是由"比德"到"畅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它对后世美学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在一定意义和某些方面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在当代社会亦具有诸多重要意义。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孔子的功利诗学观及以情为教

孔子评论《诗》,着眼于《诗》的教育对培养仁义之人的功用。其中兴观群怨说受事父事君目的的统摄,道德与政治功用的意图十分明显,"思无邪"也体现孔子本人的学《诗》方法,即以"思无邪"为一观念要求,学《诗》中对具体内容的理解主观上都要符合这一观念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中庸思想,重点在以礼规范情。从审美看,这能使普通情感升华,使情感表达维持比较理性的控制。"文质彬彬"无论就人就文,都应是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审美追求。孔子更看重质,后代诗学难以兼得而需有所轩轾时,一般也是质重于文。孔子论《诗》不见情的概念,但功利诗学的核心恰在以情为教。     

论荀子与儒家文质观的情感转向

荀子突破了孔孟以来的文质传统,在文艺的众多因素中,率先发现了文艺中的情感因素并加以系统论述,将对文质观的探讨由伦理道德的内容上升到情感因素,使文学艺术的研究回归其本身,儒家的文质观乃至整个艺术研究活动也由此开始了情感论的转向。他提出的"情文俱尽"的文艺标准和"称情而立文"的文艺创制原则,为中国诗学的情感论传统奠定了基础。     

《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揭示了人的自然感情经过两度转换而变为作品的文学创作机制的过程：“蓄愤”、“郁陶”──情感的一度转换，强调人的自然感情要经过蓄积、回旋和沉淀才能转变为诗情；“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论说情理的形式化，就是以优美的形式实现对情感的外化或物化。“情者文之经”，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化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文论对内容与形式观的探讨及理论价值

受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吕激、胡风、蔡仪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论家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讨。他们从内容与形式的完整统一、内容主导并决定形式和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论题所蕴含的理论内涵。现代文论家对辩证形式观的认识，影响极为深远。     

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情感论概观

20世纪西方美学的情感论总趋向表现为反传统反理性,认为感觉高于思维,情感高于理性,直觉高于逻辑,本能高于意识,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情感、无意识和生命形式等,着重于从情感角度和非理性体验方式来把握人的生存和发展。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情感论及其主情主义倾向加以宏观梳理和理论总结,对于推进美学和艺术情感的本体论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一、表现主义美学的情感论——情感表现说20世纪初期表现主义美学以意大利的克罗齐和英国的科林伍德为主要代表,它在思想上源予意大利的维柯的隐喻说(以己度物),其核心理论是认     

朱光潜情感美学的场域伦理与知识启蒙

朱光潜情感美学建构起兼具中国审美传统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情感美学话语,完成了从语言、意象到文本的理论谱系生成。文章从文本形式观、道德关联两方面探究中西方文论资源给予朱光潜情感美学建构的学理资源,建构出较为全面的情感美学逻辑框架,厘清其情感美学本体所包含的场域伦理;从情感对抗和日常生活主体化两大维度论证朱光潜情感美学所彰显的知识启蒙色彩。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楚文艺生命意识论

惊采绝艳与恢诡谲怪相互交织,呈现出"哗喧"与"清幽"相对举的美学旨趣,这是楚文艺生命意识的强烈表达,贯穿于瑰伟奇丽、惊采绝艳、恢诡谲怪、富于抽象形式美感和思辨色彩的楚艺术及文学作品中。其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纵向度的周流天下和横向度的览观四极,来源于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并最终形成既迷离惝恍动荡不息,又冷静超然相对稳定的情感结构。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