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性与天道:朱熹"理从天出"说辨析

对朱熹"理从天出"说的确切内涵作辨析,指出这一命题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明确地把物质之天作为人性的直接来源,从实证的角度阐明了天理转化为性理的具体细节,从而为理学心性论提供了新的更为完备的本体化论证.     

朱熹的自修原则新诠

“博约相济”、“积累渐进”、“日用切己”、“温故知新”请命题,是朱熹关于为学工夫的原则规定,它们历来受到朱熹教育思想研究者们的重视。然而,有关研究基本上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的。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人们未能全面把握朱熹的“学”概念的特定理论内涵。朱熹对于“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集中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     

论朱子的审美化育之道

朱熹为了使人得到“气象近道”的人格境界,对中国古代“人文化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扩展.朱熹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诗、乐、艺”教思想和道家山水育人观念,又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审美教育的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学”“践”“养”“化”“熏”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完整性和互动性的中国古代化育体系,丰富了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理论,对今天的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刘子翠"不远复"三字符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不远复”三字符是刘子翠重视儒家原本智慧的思想标志,提出的是一个回复本性、自我完善的命题,它包括克己复礼、识体归仁、制情复性三重向度。刘子翠用三字符在倾向于道禅的青年朱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种上了一棵复归儒学门庭的思想根苗。     

朱熹"理一分殊"中"分"之正名

"理一分殊"是朱熹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命题,"分"的平声习惯读音导致这一命题在今天解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命题本身存有了逻辑矛盾、命题结构上的对仗失衡以及现代词汇中无法找到"分"的对等解释语等。而把"分"作去声对待,上述矛盾将会化解,而且这一命题的原有伦理意义色彩也将被鲜明激活。     

朱熹"气象"审美论

“气象”是继“意境”之后的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气象”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潮和哲学精神为底里。以追求一种宏阔的形而上的主体精神为目标，以不同于“意境”而倾向于“境界”意蕴的重要范畴。文章从“气象”的流变、朱熹与“气象”范畴以及“气象”基本品格——“中和”、“浑成”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朱熹是“气象”理论的重要代表。     

朱熹:“代圣贤立言”的启蒙者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特征有一个在儒家经典阐释传统中逐步孕育而成的过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明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四书”题阐释的依据,其以心理体验为特征的经典阐释理论和实践也为明清两代文人所继承,客观上为八股文这一阐释学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的经典阐释理论以“切己”为最高境界,故从中引申出来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命题自有其复杂性。     

朱熹论"信"

“信”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朱熹在探讨“信”、“诚”、“忠”的基础上,分析了“信”的内涵,论述了信在为人、交友、治国等方面的价值,并指出通过“体信”、“言行相顾”等途径达于“信”,实现对“天之道”真实无妄的追求。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老子“道之德”思想探析

"德"原为"施与"之义。《老子》中"德"的基本涵义是指道的功能,表现为道在宇宙中的地位、力量和作用及实现其力量、作用的方式等。研究者通常将道的这一方面称为"道之德"或道之用。老子道之德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命题中,其形成以他在虚极静笃的玄鉴直觉中亲证、体悟的道体境状为形而上依据,以理性思维为认知方式。把握老子"道之德"思想是理解其哲学体系的关键环节。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不同理解。伯尔曼基于对20世纪美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认为法律与宗教荣辱与共,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还体现了人的正义终极的关切。伯尔曼是基于西方现代本体论的视角,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的。     

论《道德经》的“廉洁”思想

"廉"侧重于正直,"洁"侧重于不贪,合称则是指人的正直而不贪的高尚德行。《道德经》提出了"廉而不刿"的命题,并指出以"无私"、"不争"、"不以兵强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正治国"等重要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而"洁"主要是指不贪财色功名以洁身自好,要做到这一点,《道德经》指出应"功成身退"、"不贵难得之货"、"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知足知止"等。《道德经》"廉洁"思想是以其"道"论为核心的辩证的自然主义哲学。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诗意的生存与陶渊明

诗意的生存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论者多是就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立论申说,而笔者则将其视为德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点,纵向地追溯其源流,横向地探寻其同道,说明诗意的生存是中西诗哲的共同追求,并不属于某一个人。在德国,它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派的理想,它由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奠立,后经荷尔德林,特别是海德格尔的阐释,成为一个著名的命题。具体说来,诗意的生存应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前者意在人生的皈依及意义,后者则指向自我生命的实现方式。其实质是通过＂诗＂,把人类提升到最高的境界,以实现对永恒的追求。它体现了对现实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企望,包括完善的人、完善的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在中国,诗意的生存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理想,为历代士人所追求,其中的陶渊明不仅有其＂思＂,而且有其＂行＂,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自我的诗意生存,这一点是颇有理论建树的德国诗哲所未能企及的。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的历史性考察

＂美德即知识＂已经成为千年流传的名言警句,在哲学界被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重要哲学命题。哲学价值就在于对问题的不断反思与解释。以当前哲学界对此命题的研究为基础,以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在肯定＂美德即知识＂命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的判断下,从社会政治、思想价值、哲学风格三个方面重新对此命题进行真伪辨析,进而对这一命题的哲学内涵进行了论证和阐述,肯定＂美德即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及其积极意义,德性伦理在现代哲学认识论中受到更多关照,追求向善的幸福生活便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传统“天人合一”的现代审视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学界对传统"天人合一"基本内涵和历史影响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传统"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层面发生了深刻影响,但传统"天人合一"存在其历史局限性.从当代的角度重新审视"天人合一",它至少包含三种价值取向,我们所要追求的"天人合一"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确认识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蒋孔阳“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当下意义

蒋孔阳《美学新论》明确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这个命题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实践检验,是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正确命题,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个命题揭示了美学的人文学科的性质,揭示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其次,这个命题对于自然美这个千古之谜和“啊喀琉斯之踵”给予了科学的解释;第三,这个命题有力地回应了反本质主义,给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