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思想已经在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社群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自我观"、国家的作用、权利观念等方面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价值观、中立国家观、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等观点进行了批判.社群主义思想在当今西方社会乃至中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何为政治哲学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既强调公民是城邦政治的参与者,也强调以德性为中心的共同体善。后者是当代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从强调善优先于权利转向权利优先于善。正义从以共同体的利益为依归转向以人权或基本权利为内涵。当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诉诸共同体的善还是诉诸权利为其理论重心。然而,阿伦特所提出的公民权问题以及世界主义所关注的全球贫困问题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权利重心的挑战。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法学的三个挑战

与自由主义强调原子人、理性人、经济人不同,社群主义强调社会人、历史人与文化人,自由主义的原子人、理性人与经济人是无法脱离社群的型塑的;社群主义通过批判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提出了自己社会权益优先的观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弱国家与中立国家造成的现代西方社会公民美德的缺失不满,主张加强国家对公民美德的型塑功能,进而引导公民过美德生活。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非道德主义的美德共同体——马基雅维里式共和主义美德伦理研究

麦金太尔基于对启蒙现代伦理的批判,揭示了现代人既缺失社群,也丧失美德的道德状况,他由此开出了向古典美德伦理传统回归的药方。但马基雅维里在现代开端复兴的古典共和主义德性传统为我们提供了摆脱现代道德困境的另一条可能路径。他确立了社群优先于个体、公善优先于私善的社群主义伦理的基本原则,突出了国家的公器性,彰显了个体通过美德对社群生活的主动参与。但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社群却是非道德主义的社群,在道德上是有亏欠的,它与人灵魂的完善无关,因此需要个体性道德约束它。     

论社群主义之现代伦理学形态

将西方社群主义伦理学从一种"流派"上升为伦理"形态"论来进行梳理与分析,其根本要义在于将社群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种体系性与精神性理解,而不仅仅处于一种知识论的工具性意义,从而使得社群主义更能切入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社群主义者们正是从形上的本体建构、道德哲学史的价值传承、实践视域中现实检验以及主体性的普遍个体认同等方面完善和建构了社群主义流派,使得社群主义在精神哲学层面上完成了形态论的终结。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从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架构中提出了与自由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从道德哲学史梳理中重构了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德性传统;沃尔泽的《正义诸领域》则直接关注共同体得以实现的实践论根基;泰勒的《自我的根源》则着力于在社群主义的认同前提下追问人类的主体性。     

社群主义视阈中的善与权利

社群主义认为对善不能进行个人化的理解,善应该是共同之善,是社群为善提供了源泉,因此理解善必须借助于社群。权利是建立在共同善之上的,是共同善界定了权利,因此,善也必定是优先于权利的。在社群主义看来,权利主要指资格,这种资格指的是个人归属于社群的一种成员资格,正是这种成员资格将社群、善与权利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不同的理解引申出社群主义对权利的独特理解。社群主义及其权利观也不能取代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在西方理论与实践上的地位,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修正与补充。     

论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

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今西方社会中显现出的弊端越来越多,社群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自我观”、国家的作用、权利观念等方面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价值观、中立国家观、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论社群主义权利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社群主义权利观主张共同善优先于个人权利,是对自由主义权利观批判的产物,有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本身没有普遍的意义,但其理论观点却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有关权利立法、法治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群主义公共利益观和国家观辨析

社群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祉群主义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主张“强国家”，反对“小政府”。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代社群主义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代社群主义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普遍主义、自我观以及共同体观念等方面。社群主义反对罗尔斯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反对其超验和先验的自我观,强调一种共同体决定个人的身份与特性的社群主义观念。社群主义的批评虽然并非都可得到合理的辩护,但它推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     

从责任的悬搁到责任的显身——西方责任观念叙事

文艺复兴以前,立基于人的社会性或社会中的人,西方建构了以责任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新教的传播,自然权利学说建构了以权利为中心的法治体系,并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合法性根基。当西方遭遇现代性危机,社群主义在反思个人主义的权利体系时表达了提升个人与社会责任的强烈诉求。追问西方责任观念演变的历史境遇和甄别西方责任观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就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社群主义的道德教育观

社群主义认为,社群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懂得规范的好公民,更需要拥有德性的好人,因此,公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是道德教育。社群主义的道德教育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以整体主义世界观为哲学基础,以公益至上价值观为理论前提,以培养有德性的好公民为教育目标,以促进公民参与实践为现实途径。     

“德性正义论”——社群主义正义观解读

兴起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哲学流派——社群主义,主张用以规范个人平等选择权利的正义原则是一种德性,包括正义在内的德性,依据“实践”界定,受到社群传统和善的制约与规导。但是,“德性正义论”的可操作性问题尚待解决。笔者试图通过对社群主义“德性正义论”剖析与解读,以期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方法启迪。     

浅析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兼论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诘难

以政府观为向度来审视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具有相当的新颖性。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秉承的是一种＂新守夜人＂型政府,它包含了政府的起源、政府的职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四项主要内容,具有有限性、消极性和法治性三个基本特点。社群主义以＂社群＂为其理论基点,对这种一直在西方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观进行了全面批判,并试图用自己主张的＂强化政府＂理论取而代之。     

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处方及其问题

生态政治学旨在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建设“地区共同体”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方案。笔者通过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评析表明，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全球生态困境问题。因为全球生态问题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学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国内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划分和界定而形成的一个特定范畴,指的是民族共同体成员中普遍存在的对政治的主观取向。为了尽快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生长、发育、成熟,并在人们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保障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叙事策略的转变与华裔群体构建——从《女勇士》到《孙行者》

《女勇士》的性别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华裔群体的分裂,而随着地位的确立和写作视野的开阔,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关注华裔群体的建设。在叙事策略上,《孙行者》用跨性别的复合式的多重叙事声音替代了《女勇士》中个人型的女性叙事声音。在汤亭亭这个自身隐含作者的操纵之下,通过神秘叙事者观音、男主人公惠特曼的声音,《孙行者》既未湮没男性的声音也未牺牲女性的利益,而是融人华裔群体内各种声音。通过跨性别的复合式叙事策略,《孙行者》消解了性别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两性和解的想象空间,使男女两性从政治对抗走向政治联盟成为可能。《孙行者》表达了对建设一个兼容并包的和谐的华裔群体社会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