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以法家人物传记为例

本文运用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二元对立的理论,具体地分析和探讨了司马迁在评价法家人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性;并以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来作为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进而剖析了造成二元对立的主体和客体因素.     

司马迁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写得栩栩如生,而且评得实事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拙文就司马迁评历史人物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司马迁评历史人物,主要是在写生的前提下,以“太史公曰”或“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着力于“亮相”,把历史人物的面目凸现出来,使人们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     

司马迁对法家的否定态度及反专制主义精神

不少论者都指责司马迁对法家人物“贬损过度”及其对秦皇、汉武的专制暴政揭露过甚,以为这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性。其实,司马迁强烈的反专制主义精神,恰恰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这正是他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 司马迁对法家的否定态度及其反专制主义精神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黄巾起义与三国儒法斗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法家代表人物,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法家路线,同儒家大族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曹操和诸葛亮,就是这一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刘备与孙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与执行了法家路线;其他如郭嘉等人,也是比较著名的法家。法家代表人物的出现和法家路线的先后推行,逐步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恢复与发展了社会生产,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气焰嚣张的儒家路线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学者师商(鞅)、韩(非)而上法     

三条史料 四种手法——梁效伪造历史一例

“四人邦”利用历史反党,“邦义”连篇累牍,而《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这株毒草,确实“有着自己的特点”。梁效宣布:三国法家“人材辈出”,儒法斗争“波澜壮阔”,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都是“法家人物”,遂使三国成为“一个法家路线胜利的历史时期”。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这里剖析此文所引三条史料,便可窥知“四人邦”包藏祸心,手段卑鄙。梁效写道: “曹操、诸葛亮等人在同儒家反动路线的反复斗争中,从各方面推行了法家路线。在思想上,他们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使法家思想广泛传播,     

学习鲁迅评法的战斗精神和历史经验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不仅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孔孟之道,而且以反潮流的精神与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针锋相对,对历史上的法家人物作出了正确的评价。特别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马列主义为武器。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既充分肯定了法家人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又指出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把对法家人物的评价同现实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鲁迅的战     

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观——以《史记》中项羽、刘邦人物形象为例

以项羽、刘邦这对人物形象为例，分析了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男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并考察了司马迁描写这些历史人物叙事过程中的理想愿望与现实当中的种种不足，进而分析出司马迁对这种困境或困惑的处理方式：“一手两笔”，体现出其塑造人物手法的高超。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

 司马迁在史家实录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传统。司马迁本没有文学性的考虑,也没有后世所谓的文学观念。他只是努力将人物写活,抓住人物的精神,从人物的活动、人物在事件中表露的性格及心理,揭露出历史变化的内在因素,并由此表现他对历史的评判。但如何将人物写活,生动,有精神,这本身便开创了纪传文学传统。司马迁深刻的历史思想和过人的史识,使得他的人物传记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的高度,这个历史思想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所运用的文学写作手段,亦从此生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正应从此处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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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现”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忠”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申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观往者得失之度”,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史称后期法家。反映上述法家人物思想及其斗争风采的法家著作,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先秦法家著作的现状及其体式、风格,对我们了解这朵开放在先秦诸子散文苑囿里的奇葩,无疑是有益的。     

卑鄙的手段 险恶的用心——批判尊儒反法的“罵曹”旧京戏

文艺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一切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总是利用文艺形式,千方百计地歪曲、丑化、咒骂法家人物,极力贬低他们的历史作用,肉麻地吹捧、美化、歌颂儒家人物,鼓吹孔孟之道,为其复辟、倒退的儒家政治路线服务。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的法家人物。可是,在旧京剧舞台上,曹操却被污蔑为“白脸奸雄”。文化大革命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统治下,“骂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司马迁采用人物统领事件的纪传体形式来叙述历史 ,将人物置于异常显著的位置。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传叙历史人物 ,而且以思想家的睿智思考着历史人物之所以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原因。他的人才思想总体上具有开放性与进步性的特征 ,他考察历史人物注意到“势”的影响作用 ,他强调以“隐忍”和“发愤”应对人生苦难屈辱。他有关成材的真知灼见如吉光片羽般散见于《史记》 ,迄今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加强中学历史课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

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历史知识,并能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是中学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林彪、“四人帮”先是鼓吹“历史无用论”,把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诬蔑为“向学生灌输封资修黑货”,甚至借口“精简课程”,一刀砍掉了历史课;继而又在中学开设历史专题讲座,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贩卖“儒法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法家人物创造历史”,“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等历史唯心主义黑货.这样,中学历史教学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不仅歪曲篡改了历史事实,而且造成学生的历史知识严重贫乏与混乱,以致对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重要的历     

论司马迁的生死观

《史记》所体现的司马迁生死观具有两方面内涵,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该生死观的形成与司马迁特定的人生经历、命运遭际和史家雄心有密切的联系。《史记》在编辑和描述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司马迁生死观的厚重和深沉,同时也凸现了这一生死观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