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

明代内阁阁臣是辅助皇帝决策的人员, 地位尊崇. 阁臣的地域和户类分布都比较广泛, 为实现人才的优势互补, 以便提高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效率和质量, 并将各边远落后地区,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纳入国家统治集团核心以增强明廷的凝聚力、 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阁臣在各省直间的分布又不平衡, 相对集中于经济、 文化发达和科举实力雄厚的南方各省; 在年龄构成上, 阁臣的中进士、 入阁年龄及在阁年限等都符合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说明明代阁臣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良好.     

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

本文通过对明代内阁阁臣代逝去的皇帝起草遗诏和代新即位的皇帝草拟即位诏书两件大事,说明阁臣的“代王言”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阐述了阁臣在明王朝新旧交替之际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论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

明代官揭文书在朝政运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进呈和发抄有其规范性。阁揭与普通官揭进呈存在较大区别,阁臣拥有进呈密揭特权,可以直接进呈或由司礼监文书房转呈御前,而一般官揭的进呈流程为经通政司到司礼监文书房再达御前。根据官揭的不同类型与功能,普通官揭进呈又存在多种情况:御前直奏,由司礼监官承旨接上;遇紧急或特殊情况,直接从会极门封进等。在明代权宦或权臣把控朝政的特殊时期,普通官揭进呈制被打乱,即出现先向权臣权宦递进揭帖再走程序的现象,在明末甚至允许白头揭帖进呈。考察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是揭示朝政运作的重要窗口。     

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之功能及意蕴

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文的生成是以明初考绩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的。台阁文臣的政治构想、政治实绩、官场社交都深度影响了考绩序文体程式的构建,并直接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和语体选择。考绩序是台阁文人政治身份和文学能力的体现,实现了政治语境与文学表达的契合,反映了台阁文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取向,折射出明前期的颂扬模式与盛世文化。明代台阁文人考绩序文体具有多重功能,是政治运作与文体程式的有机结合。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

《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经过多次筛选,比较《翁方纲编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三个编纂阶段的提要内容,会发现《总目》在编纂进程中,对明代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逐步加强,并试图将明代翰林的政治、道德、文章统合在中正平和为代表的圆融的文学观念之中,从而确立《总目》的正统批评观.     

论明代翰林的谏职——以李时勉为例

明代翰林一直被认为是清贵之职,承担赞襄皇猷、文学近侍等责。但是从翰林之设起,其规谏之责便一直为皇帝所重视,翰林的谏职如何发挥作用?翰林官怎样对皇帝进行规谏?进谏之后果如何?这些问题都引起笔者的兴趣。此文以江西翰林李时勉为例探讨明代翰林的谏职。     

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

内阁阁臣钱龙锡因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阁臣杨嗣昌因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遭舆论谴责。在这两起与总督相关的事件中,阁臣皆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明末的庙堂之上,政事追责的内阁指向性与阁臣行为的易受攻击性,构成内阁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在阁臣与督抚的关系中,此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原因与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特征有着本质关联。在这两起事件及此后的舆论型塑影响下,内阁的职能空间愈发逼仄,阁臣处境更为艰难。通过钱龙锡、杨嗣昌两位阁臣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制度演进、舆论环境与政治事件对明末内阁政治生态的共同影响与作用。     

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

本文从明中后期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的相互关系入手，论证传奇戏曲兴起的时代意义。作者认为，从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止的文化权力下移趋势，以文人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取代了以贵族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文人自觉地将重建新型的文化传统的努力移位为对新型文体的探求，以确立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和地位。南曲戏文因其独具的民间性、感染力和可塑性首当其选。明中后期文人以艺术传统为渊源，以时代文化为活力，从剧本体制和语言风格两方面对南曲戏文的艺术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整形改造，并对南曲戏文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建构了具有叙事性、寓言性、虚构性、传奇性的传奇叙事模式。同时，在传奇戏曲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中，文人作家确定了传奇戏曲以情为主旨、以情理冲突为核心、以情理融合为归依的基本主题，以之作为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和文化传统的鲜明象征     

黄佐及其《翰林记》

黄佐是明代中后期声望卓著的鸿儒。他博通经史,潜心治学。一生著述甚丰,涵括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不仅在理学上造诣精深,且长于史志修纂。黄佐尝任职翰林,对于词林典故以及翰林机制运作十分熟悉。其所撰《翰林记》以内涵宽广、叙事翔实、撰述精审见称。对于我们研究翰林制度以及明代政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论明代的阁权

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郑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元杂剧文人形象的文化审视

本文归纳分析了元杂剧文人形象的基本类型及其生存轨迹 ,并对其历史身份、命运转化模式、世俗化倾向等三个方面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剖析审视。元杂剧作者并未自觉体悟到其生存价值取向的多元潜能 ,仍执着地把文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生目标框定在以政治归属为轴心的传统轨道中 ,因而 ,塑造的文人形象缺乏由时代特殊性所激活的新鲜命意 ,并没有反映出元代文人“多方面分途迈进”的生存实践。不过 ,其明显俗化的文化心态和品格却为我们提供了封建文人的另一种形象“版本”。     

津门风雅水西遗——《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研究

水西庄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私家园林,上世纪30年代严智怡组织津门文人在其故址举行展重阳雅集之会.参加此次雅集的津门文人俯仰古今,感慨水西庄之历史变迁,赞赏谋求重建水西庄之雅人名士,创作出或感慨深沉,或意兴遄飞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被集成<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一书,是天津文人接续津门风雅的明证.     

岳麓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

岳麓书院历史悠久,位居宋初四大书院之中。南宋时期,朱熹与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的讲学,使得岳麓书院饮誉于世。岳麓书院雅集活动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学者、作家,其雅集场所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旁及周边的一些景点。所赋诗作内容,或刻画岳麓美景,或描绘雅集之乐,或感激朝廷恩泽,或表达对贤哲的景仰之情,或勉勖生徒立志有为。雅集游玩多为岳麓书院讲学途中的一种调节;为了防止玩物丧志,很多施教者要求,在雅集游玩中不可沉湎于美景美酒,更不可把书院当作供宾宴、侈游观之地。由于重视传道授学,岳麓书院雅集创作打上了道德烙印。中国古代很多书院重视传道授学,岳麓书院雅集创作中的道德烙印在中国书院雅集创作中具有普遍性。     

传统接续与理学嬗变：明代洛阳“文人结社”浅探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丰厚灿烂的文化遗产,诸如河图洛书、会社传统、理学渊薮等。尽管明清时期的洛阳早已辉煌不再,但其悠久的传统仍不断为地方士绅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重新建构地方文化的丰富资源。从这一视角来看,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与会讲活动既与整体范畴的理学嬗变合拍,同时也具有接续传统的地方话语意义。对传统象征和资源的发掘与对地方文人传统的接续和弘扬,贯穿于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和会讲活动之中,他们徘徊于传统与现实之间,探寻着应对社会变迁的良方。     

温日知《屿浮阁集》的文学价值——以诗歌中的自然描写为中心

《屿浮阁集》是明代陕西三原文人温日知的诗赋集。集中含赋作四首,余皆为诗歌。总体看来,温日知诗歌情感真挚、语言质朴,与当时公安派的诗歌趣味相契合,尤其于自然描写最擅胜场,大量写景秀句体现出其在炼字、琢句、修辞、意象经营等方面的自觉追求。     

冒襄文人雅集对家乐戏曲的影响

冒襄归隐如皋后,频繁攀行文人雅集活动,冒氏家乐表演是文人雅集中的常见节目.丈人对家乐的评点有利于加深对戏曲寓意的理解,并促进其传播,也有利于伶人技艺的提高及影响力的扩大,文人品味对戏曲的审美倾向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的城市生活范式及其影响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在城市之中将日常生活诗化和雅化,并相互影响而形成一种生活风尚,其精神气质与心态特征则表现为疏狂与忘世,他们对仕隐关系亦进行了新的思考。这种城市生活范式的形成与洛阳优美的山水胜景、晚唐分司官员职务的闲散性质以及洛阳文人雅集唱和传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城市生活范式对宋代洛阳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逐渐成为洛阳的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城市生活方式。     

再论金谷雅集

西晋石崇等人组织的金谷雅集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活动。在这样的集会中,文人名士无拘无束地游玩、饮酒、赋诗,并将集会所创作的作品编集,是文学史上一次较早的、可信的有结集产生的文人文学活动。同时,它还为后世的雅集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学界对这一重要雅集活动的研究稍嫌不足,本文再次尝试考察金谷雅集的面貌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