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这套理论曾震惊一时,后来又转归沉寂,其原因值得探索。本文拟对这套理论的产生、成就和局限作出分析,以求能正确理解这套“层累造史” 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论西王母信仰“东方起源”并“秋尝仪式”说之不成立——与刘宗迪博士商榷

刘宗迪博士以汉末"传西王母筹"运动发端于关东为据,提出西王母信仰或神话发源于我国东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所说《管子》中《轻重己第八十五》中有关"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出祭王母"的记载也不能作为西王母信仰或神话源于我国东部的根据。仔细推敲,其"西王母信仰源于上古时代的秋尝仪式"、"西王母的原型则是秋尝仪式上祭拜的祖妣之神"的观点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解读

西王母信仰由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渗透与传播时,很可能出现了传讹,人们将"西王母"与"羲王母"混成了一体,这样在东汉才会出现由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画像石,图中的西王母也才有可能表现为凌驾于伏羲、女娲之上的至上神形象。     

蛇与昆仑山:古代“不死”文化观念之源

在古文化中,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不死药",昆仑山文化中的"不死"观念与此相关。而这"不死"观念的形成又与"蛇"有密切关系:古人认为蛇蜕皮不死,可以重生,有着"不死之身"。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大多是"人首蛇身",正反映了古代蛇"不死"的信仰。这种信仰发展至后来,连西王母的形象也带上了"蛇"的影子。     

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

顾颉刚"层累说"不仅带给中国古史学"革命性"的转化,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史学观念、治学态度和理念、治史方法和取向等诸多层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

汉代形成了一个较有系统的关于西方的神仙信仰体系,昆仑、天门和西王母的结合成为这一信仰的主体,其核心为升天成仙。西北的昆仑为天地之中柱,其上有西王母和天门,升天之人应在西王母处取得不死之药或获得升天成仙的资格,登上天门,进入天帝统治的天界。随着西域的开辟,西域的许多奇闻异事和文化因素便附会到这一"西方信仰"中,但其观念仍是本土的升天成仙的信仰,由此汉墓中出现的许多西方文化因素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这也是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其能迅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背景。早期道教也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神仙信仰,将其主神置换为道教的主神。     

“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蕴涵

在宋代文人的笔下,杖是一个经常被言及的对象。宋人笔下之杖名目繁多,而杖的材质、拿法、使用时所搭配的“行头”、使用环境、所做之事又有一定的类型偏向性。在宋人有关杖的描写中,寓含、附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审美心理信息。由“杖文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人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作风尚的发展走势,看到其中所发生的选择性继承,由此也可让我们由小及大地看到文学史发展演变的相关作用因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的杖,也储存着一部文学史,一部审美观念史,一部人生哲学史。     

由“史”入“文”——论西方传记的现代性转型

20世纪初西方传记完成了现代性转型。这种现代性转型,就其内容而言,其一是把伟人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常人视之;其二是正视传主的内心世界,主张以"心理描写"来丰富和展现传主的人物性格。在艺术上,现代传记区别于传统传记一个关键性要素,在于是否将这一文体当作"一种艺术样式",突显其由"史"入"文"的文学特性。然而,在传记属性的"文""史"之争上,一些积极倡导现代传记写作的西方作家却也表现出对传记"史"的追求与坚守。     

“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

"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也最能够体现其运思方式。从西美尔开始,经过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以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一直到洛茨等人,"现实抽象"实质上的理论任务要么是"再康德化马克思",要么是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但是,基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我们将看到,在此类"现实抽象"的理解中,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康德进行解读,这终究陷入了一种"俯视"的思维之中。当人们转而认真审理康德对认识前提与存在前提的区分时,从交换再深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则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这将使得我们看到主体行动与客观结构契合的真实原因。     

明清宗教宝卷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

明清"宝卷流民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中的西王母形象与信仰,创造了作为至上神的西王母和影响更大的无生老母。与以往神话、仙化、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西王母不同的是,民间教派宝卷与信仰中的西王母神格和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西王母的这种新的形象与信仰也随着民间宗教及其信仰载体宝卷的流传,扩布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赤九"谶与"赤精子之谶"性质相近,皆为西汉成帝之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所撰,目的在于劝说成帝封禅改制。此谶虽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时并未产生效果,其作用发挥于西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期间。哀帝于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号,是受其影响。莽汉之际,"起兵者皆称后汉"的局面与其颇有关系。更始帝与汉光武先后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藉以证明天命在己,获取士民归附。"赤九"谶还对东汉前期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东汉的宗庙制度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东汉前期以"制礼乐"为政治目标,也是受其推动。"赤九"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     

论茅盾小说“时代女性”形象的独创性价值

“时代女性”是茅盾小说创造的重要形象系列,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自成体系的引人注目的文学形象群。然而当我们从史的角度去考察时,却不能不注意到,新女性形象的创造并不始自茅盾。掀开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章,即可看到,被“五四”浪潮所唤醒,从追求个性解     

“世界革命”与“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来源与真实诉求

英国著名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用"革命""资本"和"帝国"三枚放大镜片看19世纪,可见该世纪的"精细"与"凄美"了。但当大师的"史学透镜"移至20世纪时,却只看到"极端"二字,令人对这个刚刚逝去的百年心生敬畏。历史与史学发生着"天崩地裂般"变动,而史家求索历史的责任也更为艰巨。本期笔谈的七篇文章恰好集中于对19和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很大影响的三个国家——英国、德国和俄国(苏联)之上,论题涉及思想史、社会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及冷战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世界近代现代史重大问题的思考。2012年10月1日,95岁的老左派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已经告别人世,但他留下了亲手创刊的Past and Present,让我们循着"过去与现在"这个永恒史学主题继续探索吧!     

国宝“桃核墨”寻根溯源

中央四台国宝档案，向国人展示了世间珍品，署名小华的“西王母赐汉武桃心墨”。 这不起眼的“桃核墨”流传着一个不鲜人知的故事。当年汉武帝听说吃了天上西王母赐的蟠桃就能长生不老，就向长居天宫的西王母求赐仙果。西王母就向人间帝王汉武赏赐了四枚蟠桃。汉武帝品尝了蟠桃，觉得回味无穷，欣叹道：天上仙果，果真是极品。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南宋有"‘说话’四家"之说,现代学者对于究竟是哪四家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说话"作为讲唱伎艺的代称,其种类均十分丰富,尤以南宋最为繁胜。广义的"说话"名目不下20种,狭义的"说话"也难以用具体的四种名目来概括。"说话"伎艺在北宋虽已繁荣,但远不如南宋门类齐全,南宋后期,各类"说话"伎艺都发展成熟且有代表性专业艺人,因此,以当时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比附民间"说话"伎艺类别就成为可能。"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谜"、"说诨话"等类于"集"。南宋人谈"‘说话’四家"不是要指称四种具体名目,而是要涵盖整个讲唱伎艺,这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西王母的三面孔

西王母有三副面孔: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作为人的西王母应是西周初期活动在环青海湖地区的羌人母(幕、膜、穆)部落首领,不一定是女性。《山海经》对西王母形象的描绘是傩文化现象的记录,同仁县的"於菟"舞极可能是《山海经》所记西王母形象略有变异的再现。     

神话西王母浅说

本文以先秦文献主要是《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记述为依据, 探讨了神话西王母神格、人格、地格等属性, 在较为具体分析西王母形象特征与司职范围以及简略考证西王母之山的叙述中, 粗略地勾勒了西王母时代某些生活形态, 进而认识她在史学、文学及地理学上的地位和影响。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其中朱希祖、但焘、金毓黻、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国史馆"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例,并积极付诸实践。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史修撰",也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