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熹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集诸儒之大成”,融儒、佛、道为一炉。他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是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起来的。本文试就朱熹建造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加以探讨。 朱熹理学思想中一系列哲学范畴的表述,首先是运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他的理学基本范畴,如理、气、性和格物致知等,既是对古已有之的哲学范畴的继承,又有新的发挥。他对理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或作语词解释,或作定义,大都给予合于义理的阐释,作了充分地说明。譬如,对“理”这一最高本体,朱熹怍了这样的阐释: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论朱熹的《大学》观

旨在探讨朱熹的《大学》观 ,即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中所体现的理学思想。朱熹通过对《大学》文进行补移 ,将其变成宣传理学思想的理想蓝本。他在解释《大学》的过程中 ,利用理学中的理气、心性等命题完成了对于《大学》中明明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并指出了至于至善的方法与途径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和谐社会的建构

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传播与实践,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的精义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并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必然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朱熹理学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影响

朱熹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对徽州的影响更"胜于他邑",在徽商作用下"贾而好儒",并具有邹鲁之风;"成教化,助人伦"的理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徽州装饰雕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并且引人注目。从审美角度解读朱熹理学所蕴涵的审美取向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发扬徽州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与胡宏都是南宋理学大家。胡宏因其创立“性本论”思想进路而占有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胡宏及其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胡宏对朱熹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朱熹肯认胡宏，并得益于胡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朱熹在怀疑和批判胡宏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本论”思想进路更清晰、更纯粹。可以说，如果没有胡宏思想的“引领”，朱熹便很难以成为朱熹。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朱熹在思想主题上对程颐的发展

朱熹在思想主题上对程颐的继承与发展,是朱熹思想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把朱熹理学划为程朱学派?程朱学派的本质特点是什么?朱熹思想主题与程颐思想主题有什么联系与区别?这些问题弄明白了,我们对程朱理学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一些。 一 思想主题,指一个思想体系中最核心、最能反映其本质和特征的论题。什么是朱熹思想主题?我们认为在理论上可以这么概括,即:将封建伦理纲常固化为民族社会心理,作为塑造人们社会心理、主观自觉的根本内容。也就是说,它是以客观的封建秩序、纲常与主观的心理意识的融合渗透为研究对象的。按朱熹的话说,可以精炼为这么几个字:“天理至上”,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现代意义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朱子的精神自由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可是在整理、阐述理学思想的时候,他的精神也在经受着自由的沐浴。他在阐述天理观念并且格物穷理的时候,在走进山野欣赏春色的时候,在对人生境界孜孜以求的时候,都呈现出自由的本色。     

论李侗在朱子理学创立中的作用与影响

李侗作为朱熹继承道统的最重要老师,在教导朱熹的过程中,以满腹的义理之见和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传授下一脉相承的理学之源,为朱熹集成理学的伟大事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同时,他那独特鲜有、澄心默坐的授受方法,还为朱熹及其后学的义理研求,另辟了全新的思考路径。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