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

律赋是唐代在齐梁骄赋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统治者对人才选拔与甄别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演进和发展与骄赋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也有人因此混同了两者，如徐师曾《文体明辨》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质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家取士限韵之制。”他把骄赋后期对声韵偶对的刻意追求直接视为律赋的开端，显然是欠妥的，因为当时赋体尚未固定为官场试土的形式，它的许多艺术特点也还没有程式化。前人对律赋形成和特点的论述，以清人孙梅《四六丛话》最为别切：“自唐迄宋，以赋造土，创为律赋，用便程…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扬雄赋用韵考论

扬雄是西汉重要的辞赋家,其创作上承屈原、司马相如,下启班固、张衡等汉赋大家,处于两汉承替之际,其赋作具有重要的转折与开新意义.扬雄赋用韵特征鲜明,所用韵部丰富,几乎囊括了所有韵部,且赋中阴声韵使用最多,共计706次,阳声韵次之510次,入声韵较少共246次;扬雄赋韵例类型多样且富于变幻,具体有每句押韵例、隔句押韵例、虚字入韵例、虚字不入韵例、两韵间迭相叶例、前后一韵相叶,中间另隔一韵例、交错前后互叶例、连环套韵例八种,一段之中扬雄或单用一类,或兼用几种,呈现出多变的押韵形式.就用韵方式上扬雄赋存在独用与合韵两种,但以合韵为主,合韵韵部较为宽泛,换韵又较为频繁,其连环套韵亦是扬雄赋韵的独特之处;扬雄赋用韵还表现出明显的蜀音特征,其幽宵、宵幽合韵;侵部、东部合韵;盍部与屋部、质部合韵的例子均带有明显的蜀地方音特点.此外,其赋篇中的转韵亦是踪继了屈原、司马相如韵随情转的创作风格.     

中西文论视域中的"赋、比、兴"

"赋、比、兴"乃<诗经>和中国古代诗歌借物象与事象传达感动并引起读者感动的三种表达方式,是心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反映."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是即物即心.它与西方在"形象与情志关系"上的最大不同在于,西方的诗歌创作多出于理性的安排,从而降低了"兴"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而成为不重要的一环,其八种"情志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仅类于中国诗歌创作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的"比"的手法.     

宋代诗赋取士的官韵

唐五代科举诗赋用韵大体遵守《切韵》"同用独用例",宋代则出现了专门用于科举的官修韵书,诗赋应试,限韵与定格等以之为权威功令。宋代韵书编纂与前代韵书的不同正在其功用程度有别,官修韵书也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举措。宋代先后使用《景德韵略》和《礼部韵略》两部官韵,都对后世韵书的编纂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永明诗病说猜想（下）——揭秘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关于永明诗律八病后四病"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内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永明律体的"纽"不是指"声纽",更不是诗病,而是文人诗歌最高最完美的声律艺术."旁纽"和"正纽"的区别是:"旁纽"是指一句诗内平仄的相"黏"(求同).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平平平仄仄"或"仄仄仄平平"两种句式中的第三个音节(单音步)必须与前面一个双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仄"黏"仄仄","平"黏"平平";"正纽"则是指下联出句与上联对句的前两个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平平"黏"平平","仄仄"黏"仄仄",如果违背了"旁纽"或"正纽"的平仄组合规则,即胃犯失黏诗病.2.永明律体的"韵"也不是诗病,而是文人律体诗歌押韵的原则及其规范."大韵"是指律体诗正韵的钾韵原则,即只限押平声韵,且同一首诗只能押同一个平声韵,不得出韵;"小韵"是指律体诗起句入韵也只能押与正韵相同的平声韵,不得借韵.     

"楚声"与"兮"——赋、骚关系小议

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文赋》“短韵”辨析

"短韵"不是指小文章,而是指赋文写作当中的事类单薄,不能使所赋对象浏亮明白.并进一步讨论了"韵"与文思之间的关系.     

《四声韵谱》用字探究

《四声的话》系清咸丰年间梁借宝撰。梁氏号寒白退土，广东顺格人。书刊于光绪十六年间（公元1890年）。现有光绪十六年梁氏家塾刊本，古渡出版社1955年据以影印出版。《四声的话》是与作者另一著作《切的求豪》相辅而行的作品。为什么要另统一部叫《四声韵语》呢？梁氏自己解释说：“撰《切的求豪》一卷—…·它目有见而献疑日：《求豪》所举四声，固已备矣。推切语尚未标出，又每音止取一字，其同音者无从考证。窃虑始学犹有感焉，盗续撰诸？退士应日‘诺’。乃复作《四声韵谱》区以十六摄，各为一卷”。可见《四声韵谱）是《切韵求豪》的…     

段注《说文解字》正篆与读若合韵现象研究

合韵的突出特征是一个字的不同读音分属不同的韵部,本质是一个字的本音与又读异部.段玉裁用合韵解释了韵脚字异部的现象,提示合韵字的实际押韵音与所协字同部.段玉裁还把《说文解字》正篆多音,读若字表示其又读,且与正篆之本音异部的现象当做合韵.正篆之本音与又读合韵有音近与音远两类.音近不是合韵的本质特征.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脂、微"分部及黄侃对王力的影响

上古韵部研究中的著名课题"脂、微"分部由王力先生集大成,此前章炳麟1908年成立灰部时已发现脂、灰(微)"鸿纤有异"之别,1910年独立出队部时发现队(微)、脂相近,1915年队部只留入声字时.即成物部,被去掉的微韵字进入脂部,并认为脂部是阖口音,相当于王力的"微"部.黄侃1915年分古韵二十八部时有"灰(微脂部)-没(物部)-痕(文部)",曾运乾改造黄侃依摄合口灰韵成威摄合口灰韵,印微部,更把黄侃依摄的齐部之半改造成衣摄,即脂部.可见脂、微分部孕育在黄侃依摄之中.王力1936年"脂、微"分部时,同样审析过<广韵>齐韵,将其一分为二,一部分作脂部字;审析过灰韵,作为微部.这些,正是曾运乾审析黄侃依摄灰韵、依摄齐半的做法.     

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

"以赋为词"作为柳永作词的一个重要手法,与"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民间,其受市井俗文学的影响具有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受市井俗文学影响的"以赋为词",又使得柳永一部分词作因词境的直露浅切、结构的平铺陈列而具有"俗"的特点."以赋为词"正是沟通市井俗丈学与柳永俗词的一个中介.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粤西廉江"燕语"

广东省廉江市良垌镇东朗等村有一种反切秘密语,叫"燕语"."燕语"以廉江粤语为基础,用两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声母字附加韵为[iη]或[oη],韵母字附加声为[1],共有四种变体."燕语"处于严重濒危状况,已经退出交际领域.     

第一部四声谱——《周词订律》探论

杨易霖《周词订律》是民国年间编成的一部特点鲜明、成就突出的著作.是书以《彊村丛书》本《片玉集》为底本,参以诸本补选、校勘,订正字词与分片,又每于周词后附录他人"继声词"以作对照;创制了一套四声图式符号,于书中诸词一一严辨四声;不同于前人以文字标注句读,而以顿号表示"读"、以句号表示"句",详考句读.杨氏以醒目易记的图式符号,创为别具一格的体例,体现了他在词的四声、句法等方面既继承又超越明清词谱学家优秀成果的努力.《周词订律》第一次真正完成了四声谱的创制,是周邦彦词集传播史上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词律与周邦彦词的可贵样本.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等说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新体"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众体兼备,使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句式和风格上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大象无定形,大道无定名,大文无定体,好诗无定法.苏轼的这些学说和实践,对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学说--"活法说"的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综合考论,苏轼实为"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汉代颂赞铭箴与赋同体异用

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铭、箴,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饰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兹分别论列之。一、颂颂是诗三百中的庙堂诗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所谓以成功告敬神明,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