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始设于魏

中书省之始置时间,新版《辞海》、《辞源》及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等均说魏晋始设。此乃沿用《通典·职官三》的“中书省”条的说法。这种说太过笼统,究竟始置于晋还是始置于魏,有必要弄清楚,以保证释文的准确性。据《晋书·职官志》说:“……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又说:“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可证中书省始设于魏。     

江海关始设地址之我见

《康熙朝题本》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在江南云台山设江海关。”清初江南云台山共有四处:分别位于海州(今连云港)、松江、镇江和江宁境内。设江海关的江南云台山指的是哪一处,江海关始设地址究竟是何地? 有关江海关始设地址的史料记载较多。有早清版本也有晚清版本;有民国版本,也有当代版本。其中对江海关始设地址颇具史料价值的有:《阅世编》、《康熙江南通志》、《嘉庆松江府志》、《同治上海县志》、《华亭县全图》等。《阅世编》记     

江南省海关设于庙湾考

康熙帝平定台湾后,诏令在江南省设立海关,而史学界对于江海关的始设地点却有四种不同观点。一是“淮安府云台山”;二是“松江府上海县”;三是“镇江府云台山”;四是“先设于云台山,后迁上海”。笔者认为,江南省海关始设于两地,除松江府上海县设有海关外,另一处在淮安府庙湾镇;淮安府云台山和镇江府云台山均未设立海关。根据有四:其一,《阜宁县志·关榷》记载:“庙湾(雍正九年改为阜宁县)本无榷政,明万历间,倭警方剧,创筑庙湾城,乃设关榷商税……我朝康熙二十四年,诏弛海禁,部议以庙湾通大洋,海艘出入,宜自内差督察。由是专差部员为上海监督…     

乐府设置时间考辨

乐府作为专掌音乐的专门机构,始设于何时?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一般皆从《汉书》作者班固说,始于汉武帝。如罗根译《乐府文史学》、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等著作皆持此说。但也有不同说法。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乐府始于汉惠帝;新版《辞海》“乐府”条则谓始于秦代,可惜都无例证,难以使人深信。     

现今的五华才是古时的长乐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读史随笔两则·“蓝关”考》一文说,“龙长之交有蓝关”的“长”(即古时的长乐县),是现今的兴宁县。此说不对。现在的五华县才是古时的长乐县。长乐设县始于     

释“关系”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关系的汉字意义。“关”字本义为门闩。《说文解字》:“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又指关口、要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乘白马而过关。”所以,“关”有区别的意义,门闩将门内门外区别开来;关口设于出入的要道,将广大的地方分为关内关外,从而将二者区别开来。后来,“关”又具有牵连、涉及的意义。刘知几《史通·叙事》:“言有关涉,事便显露。”这样“关”就有了“系”的一些意义。“系”是指悬、挂、拴、绑的意思。《荀子·劝学》:“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又指继、连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辨伪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转载吴健吾等编《徐锡麟事迹》附录二所收《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一通(以下称“函件”),说者谓此系“研究起义的策略问题。这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徐锡麟“所谓‘供’词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当然是一种权变之计,转移清政府对孙     

考古释《招魂》

随着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日渐发展,尤其是楚国故地的多次大规模发掘,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实物史料,这为《楚辞》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面谈一些体会,请《楚辞》爱好者指教。一,解故释词1.像设君室静闲安些朱子《楚辞集注》说:“盖楚俗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祠之也。”近人多采此说,以为“像设君室”即设死者画像于旧居,是“为了使魂容易辨认”。有些考古工作者在汉墓中发现画有墓主人肖像的“铭旌”之后,认为这就是“像设君室”的“像”,此说无疑是受了朱注的影响。王夫之认为“像设者,以意想像而设言之”,他把《招魂》通篇除却首尾,均视之为“像设之辞”,此说于理虽通,但并未通解“像设”本谊。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像设君室静     

海关始于汉代之珠崖

根据清梁廷枬《粤海关志》及近人黄序鹓《海关通志》,海关总署编制的《海关业务教材》(1982)认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漳州、宁波、江南四处设立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海关’之名始于此。”(见15页)《辞海》“海关”条说法相同。《辞源》未收“海关”条。但据西汉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所著《列女传·节义传·珠崖二义》:“二义者,珠崖令之后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及令死,当送丧,《法》:‘内珠入于关者死’。继母弃其系臂珠。其子男,年九岁,好而取之,置之母镜奁中,皆莫之知,遂奉丧归。至海关,关侯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吏日:‘噫!此值法,无可奈何,谁当坐者?’”于是就发生了母女二人争相赴死抵罪的义举,以至感动得“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侯垂泣,终日不能忍决”。故该海关不但有《法》,主要用于查禁走私,而且有“关侯”、“关吏”、“士”构成的较完善的行政组     

《何氏语林》是否有套版本？

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是一部著名的“世说体”著作。后世对其版本认识存在不少误解，所谓的“套版本”说即是其中之一。“套版本”误说实际上是因混淆《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二书的明代版本所致，据现存文献，此误会自清代以来即已存在。     

平君是林克多不是柔石

在柔石殉难一年多以后的1932年4月7日的《鲁迅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晚得王育和信并平君文稿一包,夜复。”《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将此“平君”判为柔石,并将此条史实归入柔石名下。其依据可能有二,一是柔石原名赵平甫,在鲁迅著作中略去全名而以某君称之的,先例不少,如称郑介石为石君,称羽太重九为重君,称乐芬为乐君,皆是;二是送文稿的王育和不仅是柔石的同乡,还是住上海     

战国赵都中牟琐见

一、中牟地望四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称其“解说纷歧”,而目前所知有四种.(一)《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汉代的河南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此说认为赵中牟即今河南中牟,《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记》和《与地广记》等均沿袭此说.     

初唐四杰之称始于咸亨中

初唐四杰之称究竟始于何时?唐代史料中无正面回答,迄今所见的国内文学史家们的著作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的“高宗至武后初年”说;一种是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的“唐太宗贞观中年以后至武后当政期间”说;第三种可以称为“麟德说”,刘开扬先生在《唐诗通论》中定为“龙朔（661一663）和麟德元年间”,何林天先生则考订为“麟德二年”（其文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8期）。拙意此三说皆难成立,现分述于后: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郊县农民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郊县农民的反抗运动,是当时全国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后来上海光复,有着重大作用。 (一) 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的赔款本利总计982,238,150海关两,因而清政府进一步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搜括。清末上海郊县纳赋换银“折价”年年上升,各县总赋实际随之逐年增加。据川沙县统计:光绪     

严羽与《沧浪诗话》

据现有材料考察 ,严羽的卒年大致在 12 5 5年左右 ,严羽的《沧浪诗话》在宋代诗话中为最有理论价值的著作 ,其“别材”、“别趣”说 ,“妙悟”说等 ,都表达了他卓越的理论建树和艺术创见。     

《史通》的撰著指导思想与方法

刘知几《史通》是传统史学理论经典著作之一。刘知几追求著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强调依照著作原则划分著作结构 ,创立了“名以定体 ,为实之宾”的著作名称确立法 ;“明立科条 ,划分区域”的内容结构设立法 ;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法。构成由著作名称、内容结构和评论方法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著作方法体系。《史通》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 ,而且对今天的史学理论著作方法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郭沫若的笔名和别名

郭沫若同志原名郭开贞,号尚武,乳名文豹,因排行第八,母亲呼之为“八儿”,家乡农民称他为“八老师”。“沫若”是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付刊《学灯》上,第一次发表新诗时用的笔名。这个名字的起因,据郭沫若同志在《我的童年》中说:他的家乡乐山县有两条河,一名沫水(即大渡河)一名若水(大渡河的支流雅     

读史随笔两则

一、“蓝关”考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从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来广东潮州(今广东省汕头专区)途中,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一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的蓝关究竟在哪里? 据《昌黎先生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的注解说:“蓝关,即秦之峣关,在陕西蓝田县”。但据清代广东兴宁知县仲振履重修韩祠亭路碑说:“龙长之交有蓝关,顶建韩公祠,土人相传即雪拥蓝关处也!其事荒远,不可考证”。他说的     

《民立报》时期的宋教仁

《民立报》是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相继遭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迫害、封禁后,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革命报纸。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创办人都是于右任,被人称之为“竖三民”。“竖三民”中,以《民立报》办的时间最长,时人称它“振振有辞,崇论闳议,大为党人张目”,是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国内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一九一○年冬,宋教仁由东京到上海,会见了于右任,两人“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指宋)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暨进行之方,抵掌而谈,记者(即于)心折。”经于的极力挽留,宋教仁便开始了与《民立报》“困厄坚忍”,“相依为命”的主笔生活。《民立报》成为辛亥前夕一家有声有色的革命报纸,与宋教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于右任曾说:“今日我报之有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宋教仁主《民立报》笔政时,署名“桃     

文木山房诗说

吴敬梓著有《文木山房诗说》，自近代以来，鲁迅、胡适等人均言不存，也未见于当今关于吴敬梓的各种资料集。近日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吴敬梓著《文木山房诗说》清代手抄本，不分卷，据考证为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１９４８ 年“劫后所得”（ 见《光明日报、文化周刊》１９９９ 年６ 月２４ 日拙文《吴敬梓失传著作〈文木山房诗说〉在上海发现》和７ 月１ 日涂宗涛《王献唐与吴敬梓〈诗说〉》） 现将《诗说》全文整理刊出，其中每则序号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