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乡财县管”:理论视角与经验反思——一个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

作为我国基层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变革,"乡财县管"的制度设计与体制悖论,凸显了其理论预设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使县乡财政关系的重构成为一个永恒的议题。本文从财政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财政政治学等理论视角,梳理"乡财县管"的研究现状,开展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这对于反思"乡财县管"的理论进路和实践历程,总结"乡财县管"试点地区的经验教训,科学预测其未来走向,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思路与对策——以安徽为例的分析

当前县乡财政困难在我国带有普遍性.安徽省近年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进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和"乡财县管"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并不彻底.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     

完善农电管理机制 拓展精益管理程度

一、当前县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随着县公司全部产权无偿划转,成为省公司全资子公司,县公司已经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省市公司各项工作的执行主体、服务社会和广大客户的基层组织和县域电网的管理主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省公司各项政策在县域的最终落实和体现主体。但个别县公司对＂三集五大＂体系建设的情况理解不够透彻,对个别职责界面认知不是很清晰。二、构建＂农电综合协调、专业分工负责＂的专业管理模式在横向协同、专业延伸方面,按照专业化工作方向,     

“乡财县管”与新农村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

乡镇财政是地方财政的基础,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当前乡村社会快速转型和县乡财政关系深度调整阶段,新农村建设面临财政约束和体制困境的现实挑战。作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财县管"通过规范县乡财政关系和健全基层财政体制,构建了基层财政与乡村社会运行的一种新秩序,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和制度保障。     

风险制造与风险规避: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

通过对Z省S县和H省X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存在一定的制造风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逾越上级政府对其行为所设定的规范或要求,其背后的动机往往是为了增加财政可支配收入或扩大对基层有限财政的支配权,从而缓解财政供需之间的矛盾;该行为生成于县域财政资金匮乏与横向竞争结构下政绩压力的双重挤压,由于“资源密集型”政绩的路径依赖,政府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诉求,然而这种需求却难以通过当前匮乏的财政资源得到满足;为了将制造的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迎检、维稳和精英俘获都是基层转而采取的风险规避行为策略。     

地区差异性视角下县级财政支出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新疆83个县域为例

新疆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文章首先根据2006—2013年新疆县级财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地区内各县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东疆和北疆县级财政差距较小,南疆县级财政差距较大。然后,利用2006—2013年,新疆83个县(市)的财政支出与县域GDP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从整体角度看,新疆县域财政支出与县域GDP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从各个县的角度来看,各县自发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县的经济自发增长水平很低,财政支出利用效率较低,有些县甚至完全依赖于财政支持。最后,提出缩小新疆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相关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土地财政与公共物品供给 ——基于安徽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分析"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促进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优化的作用。利用2012—2019年安徽省58个县(区)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土地财政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尤其是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对受土地财政影响而失衡的公共物品结构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建议持续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激励机制。     

县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财政支持研究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相当部分县域经济发展出现滞缓,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如何提高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发挥财政调节经济稳定经济的功能,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藏自治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支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     

牡丹江市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本文深入分析了牡丹江市所辖县（市）实施＂产业、项目、园区＂三大战略强县工程,多角度论证了绥芬河、海林、东宁等县（市）借助区位优势、资源富集等有利条件,形成以装备制造、造纸、化工、能源、木业、食品加工六大主导产业为支撑,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绿色有机食品和节能环保建材六大新兴产业为方向的现代工业体系,促进了县域经济总量提升。同时,全面剖析全市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限制,并提出如何抓住优势、摆脱限制,实现牡丹江地区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财政体制六十年新起点:"省直管县"改革

建国六十年来财政体制经历了"省管县"、"市管县"等几种管理体制。各种管理体制只有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的财政体制改革,将恢复到改革初期的"省管县"。这是一种历史的简单轮回,还是与时俱进的变革?深刻认识这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县籍考实

老子是先“相县人” ,而后“苦县人”。“相县”、“苦县” ,其县籍称名虽有变化 ,而实际指一地 ,即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辖地。所谓“老子为沛人”、“老子为涡阳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城乡关系变迁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基于中国传统与转型社会的考量

从历史上看,城乡关系与地方行政体制尤其是县制改革有紧密关联。传统“郡县制”体制下城乡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近代随着城乡的突变式分离,地方行政体制亦频繁变动。改革开放后,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市管县体制在现实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为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少地方试行了省管县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目前,省管县已成为统筹城乡的重要改革方向。而要搞好省管县的改革,必须平衡和规范市、县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合理界定其权责界限。同时,省管县改革要做大做实县作为一级独立政权所必需的政治、行政、财政等各项权能,赋予其相应的治理资源特别是行政权力资源。       

“三农县”的小康建设模式与农村学习型社会——以剑河县为个案的小康建设理论探讨

剑河县在新世纪之初还是一个"三农县",农业的主要劳动方式还停留在"犁耕"阶段,并显示出很多"后发劣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世纪前20年"三农县"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模式———从社会主义"农业文明"向社会主义工业文明转变,并兼容某些领域的跨越式发展。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和跨越式发展的起点,可设定为建设适应"三农"发展需要的农村学习型社会。     

周至方音的内部差异

周至县境内的方言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得材料，着重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说明周至方言的主要内部差异。     

民族县域旅游视野下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旅游业是促进民族县域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是壮大民族县域经济的现实着力点.而县域旅游视野下的旅游市场营销则在推动民族县域旅游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以民族县域旅游经济为突破口,结合县域旅游发展及旅游市场营销现状,提出该县县域旅游视野下的旅游市场营销策略,从而提升并形成鲜明的民族县域旅游整体形象,扩大民族县域旅游品牌的影响力,以期促进县域旅游快速、健康发展.     

清末民初宁绍地区县自治财政的结构与运行

随着清末民初县自治的推行,在国家财政之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县自治财政,其收支有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定。收入主要是县税、公款公产收益与杂捐税等,支出主要是教育费、警察费、慈善费、实业费等。在运行中,自治经费支出实行的分权制衡原则使县自治经费得到了良好监管。预算决算制度的建立、财政的公开使县自治财政的收支比较透明。县自治财政已具有近代财政的特点。     

关于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

十八大提出我国确保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并从经济持续发展、人民民主扩大、文化软实力、生活水平提高、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对小康社会的构建提出要求。文章运用SWOT理论分析模型对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小康社会的条件进行了分析,提出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小康社会的对策,希望对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发展有所帮助。     

清前期两江总督及其对江苏发展的影响

两江总督尽管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但驻地江宁，因而受其治政影响最大的是江苏省。而江苏是清代财赋重地，其之治理好坏关乎国计民生，所以清延十分重视两江总督的简选。本文对清前期两江总督的设置、职掌、民族背景、出身、任前职位、任期等进行探讨后发现，在此背景下走出的两江总督多数都能相对清廉勤勉，对江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说明在专制皇权控制下清朝地方的发展，总督的因素不可忽视。     

国内夫余活动中心与王城研究

关于夫余的活动中心，有呼嫩平原和松辽平原两种说法；夫余的王城有前后之分，前期王城多数学者认为在吉林省吉林市，也有吉林农安、辽宁西丰等意见。后期王城有辽宁昌图四面城、吉林农安、吉林四平一面城、吉林柳河罗通山城、吉林榆树一带、吉林辽源龙首山山城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