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专栏讨论综述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2000—2001年组织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大讨论,发表了对我国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的现象、根源和具体防治措施等各种观点。随着学术规范大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学术共同体内部深层的理论矛盾如学术规范讨论中的“反身性”问题,科学的价值规范矛盾问题以及科学共同体的自足性问题等等逐渐暴露出来,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既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理论矛盾的结果,同时也是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孳生的原因,因此整饬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应该从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的重构入手。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华语文化圈的学术规范问题——以两岸三地的学术研讨会为例

当前在国际学术领域，跨语言学术共同体和各种单一语言学术共同体同时并存。对此，当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各学科学者都在纷纷谈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时，也有人提出了应该注重区分相异的语言和学术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传统规范的问题。在后一类观念里．就社会科学领域的特例来谈者远多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显然是与后者比起前者来说，接纳“新学”的学术思维和学术传统更为完全、彻底有关。     

学术“情理化”批判

当今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学术情理化的倾向 ,即把学术问题日常生活化 ,不是从学术理论上探究学术问题 ,而是用日常生活的简单道理来讲述学术问题。学术属于知识范畴。“学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理由和提供证据 ,它实际上是对事物和社会现象作理论上的深刻追问。日常情理本质上是“合情合理” ,即合乎人的情感特点和人在交互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日常的“理”是一个社会范畴 ,即道德和伦理的范畴。学术情理化在学术上最为深藏的表现就是“学习性学术”     

尊重学术发展规律 有序组织“知识生产”

当前学术研究所出现的大面积的重复生产、论文著作的泡沫化现象,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学术体制的毛病(学术体制不合理是原因之一),而应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探寻。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是一个思想运动过程的结果。这里,我借用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概念,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知识生产”过程。既然称之谓“生产”,那我们就可以先看一看当今学术成果普遍性的“生产状况”如何?我们先来看看众所周知的症状:重复。重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论题相类似,结论差不多。若在网络上搜索“先进文化”这一主题词,相关文章的篇目达116万篇之多。论题再小一点,…     

读吴励生《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

吴励生的学术评论集——《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不仅收录了包括吴励生与叶勤合作并执笔的对孙绍振文论的系统研究论文以及对毛翰诗论的整体论评，而且包括对杨玉圣的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以及对法学家贺卫方、邓正来的知识批判。正如杨玉圣在序言中所说：“励生的学术理想是总结、反思当下中国学术生态、学人及学术共同体的既往、现状及未来的命运。”吴励生“对于包括学术在内的转型中国的整体把握、深度忧思和深切的憧憬”，令人钦佩．也深受鼓舞。     

“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11年3月1 3日下午,数十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和多家新闻出版机构的编辑记者,在北京金三环宾馆举行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会议围绕学术批评网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批     

反对学术虚无主义——驳李涛和邬志辉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论

以“可能导致的‘平庸’合法性认同”来论证“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必然助长大小“学霸”们的恶行.我们反对过分注重“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合法性”,但并不可以一概反对“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合法性”.我们应该坚决拒绝“学霸”和完全形式化的学术评价机制,而不是拒绝“断然拒绝平庸”和必要的学术形式.“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观点及其论说,其实是在倡导“学术虚无主义”.当下不良学术生态的形成,“学霸”和满足于学术平庸者是沆瀣一气的“共谋”.“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主张遗害无穷,学术界必须坚决反时“不可断然拒绝‘平庸’”的学术虚无主义.     

“高邮二王”学术再讨论

任何学术流派都有其相当影响，且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和被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于音韵、训诂、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直接衍承其师戴震；其治学宗旨为“实事求是，研经求道”；其学术风格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主要的学术表征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博精深，综贯会通”、“好学深思，创新兼容”。“二王”的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引领时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古代“托名”现象发微

中国古代存在大量的“托名”现象,以至“辨伪”成为历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尽管古代“托名”的存在原因非常复杂,给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许多混乱和困扰,但其中反映出的学术的内在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造时下泛功利主义的学术具有重要的启迪.     

不必都是“纯学术”——回应李伯重先生

近读李伯重先生的《论学术与学术标准》①,对于文中浸润的纯正学术精神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我深为感佩。惟作者所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我觉此问题比较复杂。如此界定“学术”,可能体现了“学术”的主要精神,     

学术期刊评价:反思与完善——基于30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学术期刊要不要评价,应该由谁来评价,又该如何评价,是近年来经常为学术界、期刊界乃至科研管理者不断讨论的热点话题。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学术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门对“学术期刊需要评价”持肯定的态度,而且大部分人认为学术期刊评价不会阻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虽然学术共同体回归学术期刊评价主体的呼声很大,但大部分人认为学术共同体为学术期刊评价主体会遇到障碍,专业学术期刊评价机构仍是各界首选的评价主体;“定量为主,定性为辅”是学术界、期刊界和科研管理部门首选的学术期刊评价方法,学术期刊评价内容应是“影响因子等定量指标”和“学术质量、政治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等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呼声最大。为提高学术期刊评价水平,应建立官方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构建专业评价机构与学术共同体相结合的评价主体;完善“定性”评价指标,评价内容应体现“学术”和“期刊”两方面。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我国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惯习考察:基于“入场费”的视角

我国的博士生不像西方的博士候选人那样,以取得“共同体的承认”,缴纳“实质性入场费”的形式,获准成为学术场域的正式成员.相反,为了满足培养单位和用人单位的量化考评要求,他们不得不竭力筹集“期刊符号资本”,为缴纳“形式化入场费”而拼命发表论文,致使其生成了一稿多投、一稿多发、忽视稿费、违心删改、偏爱核心等论文发表惯习.因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学术场域形式化的“入场费”征缴方式,才能促使博士生真正养成重视创新,珍视知识产权的发表惯习.     

学术批评的法律界限——以沈木珠教授夫妇诉学术批评网案为例

近年来，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蓬勃兴起，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但是一直以来，学术批评似乎一直都只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与学术界之外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并不多，尤其与法律特别是诉讼可以说是“参商不相见”。虽然以前也已经发生过学者之间因为发表批评文章而引起的名誉权侵权诉讼（影响较大的如余秋雨诉古远清案等），但由于当时学术批评尚未受到足够重视．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也谈“学术”与“平庸”——与《三论》作者商榷

《学术界》2012年第1期“学术批评”栏目刊登了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的文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虽然文中诸多钩章棘句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但是耐下心来阅读几遍之后还是能够领会作者要传达的主旨.作者提出与李醒民教授截然相反的命题:“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我以为,作者并没有理解李醒民教授倡言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的深意.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本文拟就这两个话题以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期望澄清思想,正本清源,与两位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在思想的砥砺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公”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区别

1、从共同体的“公”到政治领域的“公”（中国的“公”和日本的“公”的语源）在中国，公私的概念是怎么成立的呢，其语源不是很清楚。以现存的资料来推测，例如《诗经·国风·幽风·七月》的“为公子裘”“言私其，献于公”；“跻彼公堂”就是有关公私的词，有关共同体和共同体首长的即为“公”，与其相对的即为“私”。我认为在上古时代的一般概念是以共同体关系为背景的公私区别。顺带的说一下在青铜器上刻的金文里没有“私”字的用例，只有“公”字首称，这就是说在周朝以前至少在氏族首长的尊称上使用过“公”这个字。据中国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