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民族政治与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善治目标,与其民族政治的理念、路径、制度、法治与治理现代化是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包括民族政治文明理念、民族政治制度完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定贯彻中国在族际政治文明方面的理念、制度和法律,深化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多民族社会环境,我国应借鉴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族际政治文明理念和治理经验,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构建模式探析

加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按照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构建社会、家庭与学校"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构建"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为主渠道、主阵地,解决学生面临的实际困难,以社会实践和课外活动全方位培养创新人才等模式来构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     

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的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如何实现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数据战略下的数字治理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廓清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理论框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现实问题,构建出数字化赋能贵州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要素池所需的三层级数字化方略,并提出全面优化顶层制度体系设计、着力完善民族事务立法工作、系统提升相关治理主体能力、着重加强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四方面的路径设计,进而助力推动贵州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理论诠释与实践困境

少数民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应有内容,也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殊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及治理理论在制度创新上为我国少数民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然而,实践层面的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的路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多宗教的现实加上制度性参与的先天性不足和非制度参与的无序性,出现了诸如政治冷漠、参与渠道单一、被动型和动员型参与居多等现象,要克服这些不足,就需要从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重塑政府价值取向及完善公民社会等方面入手。     

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完善

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就是具有特定目标的民族工作体系。经长期民族工作实践磨砺,以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进步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宗旨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和成熟,具体包括作为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民族理论;针对性很强的制度、政策和法治体系;自上而下的民族工作机构和社会化格局;融入治理实践的宣传和教育体系;针对具体地区具体问题的治理方略;运作有效的治理机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其运作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具体实践,显示了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上的优势和特色,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但从完善的角度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因素尚不够充分,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因素还有待补充,已有的体制成分及其结构关系还有待调整。完善治理体系的过程就是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也是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坚持的方向。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决定了大数据、智能化和网络技术在实践中的运用必须得到普及和提高。     

民族事务法治化：民族自治地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行路径

在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改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要求民族事务管理者按照法律化的方法、手段、步骤与程序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民族事务的复杂性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迫切要求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目前,民族事务法治化所需要的完备法律体系和有效法律实施机制已经具备。今后,应当重点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政、依法规范经济开发、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依法处置突发事件与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工作。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范式,依托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深化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构建并维护多元的价值体系.     

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的法律研讨

世界上公司治理分英美、德国、日本3种典型的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优劣.而中国公司治理的现行立法模式则集三者之大成,理应趋利避害、更胜一筹,但实际运行结果却不容乐观.问题既在于中国公司法律规范不够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更在于中国公司治理因实践经验之不足而存在严重缺陷.本着"立足现实,尊重科学"的思想,从基本概念、立法模式、问题分析等多个层面对中国公司治理进行法律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族员”与“公民”: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路径研究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民族成员与政治系统之间多层面的交互关系。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少数民族成员双重身份认同的形成,蕴藏着民族成员渴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和欲望,这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实现政治系统信息内化,并通过管理民族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建构政治行为能力。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民族自治权与国家公民权的统一,也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保证,是理解民族"族员"与政治"公民"关系的基础。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社会支持路径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的个案考察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体可以依托社会支持路径实现协同治理,这表现为社会力量基于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为各民族群众提供社会资源来优化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过程和结果。通过理论发掘和微观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F旗X公司为典型个案,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归纳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民族事务治理中社会支持的实现逻辑。在结构层面,通过空间基础、信任基础和动力基础,社会力量与各民族群众建立起亲密性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功能层面,依托关系网络传递发展资源、认同资源和交融资源,发挥保障发展、引导认同、促进互嵌的现实功能,提升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民族事务治理,要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社会支持与正式保障的衔接,为实现社会支持提供促进条件,未来拓展方向在于提升基层各民族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族事务治理及其现代化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既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又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行动逻辑与中国现代化的形势、进程密切相关,必须要实现现代性和整合性双重目标,利用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种力量。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形成了领导民族事务治理的观念、理论、组织、制度和动力等关键要素,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了民族工作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原则方向、政策取向、基本方略与行动方式。有利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奋斗,充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凝聚全民族的力量。     

相互承认与现代国家治理

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开始于近代,真正的承认应当是平等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有助于消解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助于对日益强大的政府进行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因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式.基于这一理论范式,现代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承认的共同体,建立起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和现代民主.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

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背景 ,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法律效力和有条件地适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对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和社会背景等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来源 ,并提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发生法律冲突时的解决原则和方式。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发展与超越——基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基本特征

霍耐特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维提出"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其内涵包括"爱、法律、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蔑视形式。霍耐特承认理论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承认理论对非同一性思维,首先完成了社会批判到政治伦理批判、从异质性到同质性、从绝对否定到相对否定的发展,然后又从解决路径和物化概念上实现了从艺术之路到承认之路、从客体优先到主体优先的超越路径。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使承认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挥更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多中心治理诠释——基于承认政治的视角

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潮流中普遍展开和推进的多中心治理,代表了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种规划,表达了矫治工具理性支配下"中心化"治理结构的趣味.其"出场"的历史合理性在政府重塑、民主行政和公共服务等治理变革的话语中给予了宣示,其现实有效性则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实践中获得了经验支持.然而,多中心治理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有效性,并没有触及对多中心治理正当性建构的确切解释,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建构路径需要回到承认政治中解决.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作为多中心治理正当性的担负,使得多中心治理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事件"还是知识,都具有"世界复魅"的建构主义色彩.因此,作为政府改革主流思潮的多中心治理,实际上是"承认政治"的想象.     

中外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比较研究及启示

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一元制"治理模式,另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二元制"治理模式,由于政治、文化、法律传统的不同,两种治理模式中所设计的监督机制也存在诸多差异。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与德、日相似,属于"二元制"模式。针对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在强化监事会的法律地位、职能,加强职工民主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引入独立监事制度来弥补这一制度性缺陷,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障我国少数民族自治权、处理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和谐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政治制度。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当前民族地区的治理存在不足和局限,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对我国民族采取"去政治化"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历史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我们不是讨论废除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如何进行完善和创新。少数民族政府作为一个政治体系随着环境变化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不断地完善和创新以实现治理的现代化,提升民族地方自治政府的治理能力和适应性以应对当前的民族冲突、民族矛盾以及民族分离主义,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环境,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