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启蒙的质疑与超越

鲁迅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启蒙思想是在清末民初的启蒙语境中生成的,其内在逻辑则是儒家由改造"个人"而改造"国家"的政治哲学进路.鲁迅的深刻性与现代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启蒙,而在于其对启蒙的质疑和超越.理解鲁迅必须理解鲁迅启蒙思想的文化渊源、思维逻辑,重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反思、质疑和超越,重视鲁迅思想的转变.鲁迅对启蒙的反思、质疑、超越,不但是准确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更对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深具启示.     

鲁迅对启蒙的质疑与超越

鲁迅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启蒙思想是在清末民初的启蒙语境中生成的,其内在逻辑则是儒家由改造"个人"而改造"国家"的政治哲学进路.鲁迅的深刻性与现代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启蒙,而在于其对启蒙的质疑和超越.理解鲁迅必须理解鲁迅启蒙思想的文化渊源、思维逻辑,重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反思、质疑和超越,重视鲁迅思想的转变.鲁迅对启蒙的反思、质疑、超越,不但是准确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更对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深具启示.     

炫目的学术景观:美育的凸起——20世纪初社会转型之际美学现象考察之一

20世纪初叶,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科学民主社会转型之时,梁启超、蔡元培、鲁迅、朱光潜等都大谈美育,构成了一道炫目的学术景观。梁启超提出"趣味主义"人生观,认为美是生活的第一要素;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鲁迅既强调艺术的战斗功能,又提出"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们的主张一方面见出对社会改造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见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相比较而言,梁启超与朱光潜的美育理论更多的是为了建造理想人格;蔡元培的美育理论更多的是为了建设理想社会;而鲁迅的美育理论更多的是为了批判现实社会。他们的思想都体现出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启蒙思想与文学趣味之间——早期周作人文学与思想探微

从文学、文化方面进行思想启蒙事业,是周作人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为自己择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依据自己多方吸取的知识、思想、文化资源,不断调适启蒙思想与自己的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以使其启蒙思想更为有效地传播和实现,从而达到改革现状的目的.本文探询新文化运动之前,周作人从事这一工作的历程,借用"原鲁迅"的说法,可以说是试图回到"原周作人"的一种努力.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

《文化偏至论》与鲁迅后来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创作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所表现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考与主张,特别是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分峙的命题上,完全跟上了当代世界的哲学思潮。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见解“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当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巨大工程。鲁迅是极其睿智与具有远见的,“立人”思想、个性主义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鲁迅小说启蒙的意识构成试析

鲁迅的小说以"启蒙主义"著称,而鲁迅的小说启蒙是通过艺术创造中的文化批判来展开的.这一小说启蒙在对真人意识进行着理想性建构的同时,也对奴性意识进行着现实性的揭示,并且贯串于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这样,鲁迅的小说启蒙不仅推动了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整体性重估,而且促进了对文化传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从“文人比较学”到体制与文化建设之“痒”——重读“韩石山郜元宝之争”诸文

2006～2007年批评家韩石山、郜元宝之间的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文人比较学"及其"破坏文化的逻辑",其深层所指则是当下体制建设与文化建设孰更重要,以及在文化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上"是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重读论争诸文,可见郜元宝批评韩石山"搞文人比较学是无谓的"在当下仍有其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还是就当下而言,胡适和鲁迅,一个都不能少。     

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启蒙"、"救亡"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地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思想选择.其中主要以严复和鲁迅为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释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未竟的现代性——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塑造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鲁迅“仙台叙述”的再探讨

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对"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等仙台留学经历的多次叙述中,鲁迅将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作为自己当年弃医从文的情感和心理依据;然而,"仙台叙述"的文学真实与当年仙台留学的生活真实之间的差异,实与鲁迅后来重精神、轻体格的启蒙立场及身份认同有关;此外,经由对以往留学经历的重现、"选择"乃至"虚构",鲁迅回顾并确认了自我成为启蒙文学者的思想历程,也以向世人昭示的方式提供了人格形成的"榜样"。如是,鲁迅塑造了一种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呈现了他所愿意承认的仙台记忆对于自我与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连接关系。     

2011年鲁迅思想研究中的几个热点

2011年鲁迅思想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其精彩论点主要有:王富仁痛彻地感到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张福贵认为鲁迅的本质精神即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刘家鸣指出辛亥革命一直是鲁迅内心深层的情结,丁辉却认为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李泽厚与刘再复指出鲁迅的总特色即在于“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周楠本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其政治历史的意义要远高于文学的、学术的意义,曹振华则提出要从新的历史角度重新确认“左联五烈士事件”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之间的历史关系;孙玉石认为山田敬三以“无自觉的存在主义”视野进入鲁迅研究是具有某种“先行”的意义和价值的,孙郁则指出鲁迅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郜元宝认为我们有两个圣人,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应当既打孔子牌,也打鲁迅牌;田刚则指出,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鲁迅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     

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述评

"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重点,其转因研究一直存在争议。多年来,围绕争议,学界从社会环境、主体心理、日本文化等各个视角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思想启蒙说"、"民族屈辱说"、"文学自觉说"、"兴趣爱好说"、"日本文化影响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思想启蒙说"融合"民族屈辱说"成为现行教科书的通行看法。但是,历史地具体地看,有些观点也存在着片面性与逻辑性等问题,需要理性分析,以达到客观认识鲁迅、准确理解鲁迅、还原鲁迅之目的。     

一个“离群”射手的独立宣言——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动因

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后,坚守思想启蒙的鲁迅从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身上感受到中国知识者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差距。于是,鲁迅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点开始由批判复古保守的旧文人渐趋转向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知识分子的表现。与"特殊知识阶级"长达一年的鏖战,引发了鲁迅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本质与价值取向的持续关注。挣脱体制,自我放逐,做一个"真的知识阶级",是鲁迅来到上海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

鲁迅小说在文化属性上既具有"现代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现代性"的一面。这一特点主要来自鲁迅的理性与感性、思想与其他复杂心理因素之间的矛盾性。鲁迅小说的这一特点使其内涵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声音",造成了其思想意蕴的复杂性和人们阅读理解的多义性。     

殊途同归的启蒙姿态——谈鲁迅与沈从文对启蒙的“反叛”

启蒙不仅需要理性的指引，也需要防止过度崇尚理性所导致的蒙昧。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肩负启蒙使命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启蒙姿态，表达对启蒙的反思。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坚持着启蒙精神，而沈从文游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上下求索，启蒙的困境深化了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们的对人性的解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鲁迅批判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实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思想纲领与武器，是构成鲁迅社会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基础因素。鲁迅的个性主义包括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层内容：一是主张“超人”：“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先觉精神战士出世，对民众进行启蒙，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行动纲领”；一是主张“立人”：“个性解放”，恢复人的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使“人各有己”国为“人国”，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理论纲领”。它的价值与鲁迅思想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共存     

从几篇政论文章看鲁迅与李大钊早期思想之异同——读《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风俗》《民彝与政治》

本文选取了鲁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李大钊先生的《风俗》、《民彝与政治》四篇文言政论文作早期思想的比较,他们在明确的启蒙意义的认同上,在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同时又不排斥民族的传统精神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他们为文的出发点和社会定位的不同,鲁迅表现的是批判性和文化启蒙,李大钊则表现了建设性和政治启蒙。     

鲁迅创作中的“亮色”之我见

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深沉的悲剧精神,浸透了一种浓重的悲剧意识,但在具体艺术表现中又有若干"亮色"。这是构成鲁迅悲剧艺术的重要组成元素。"亮色"是对传统悲剧艺术的"团圆主义"的反叛性继承与发展。鲁迅对现代文学启蒙使命的自觉践履、革命先驱者的"积极"主张和当时反动势力的文化专制则是它的生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