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民间救灾综论

在我国中古时期,除了政府救灾措施之外,民间的救灾活动也开始日趋频繁,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在地方宗族大姓、宗教团体、市场都参与了救灾,并起到了救济灾民,稳定地方社会,弥补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古代救灾方式社会化、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活动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倡导与鼓励。但中古时期的民间救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刘宋的遣使出巡与地方政务管理

遣使是南朝刘宋中央参与地方政务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中央加强联系与控制地方的手段。使臣将朝廷的安抚、监察、赈济等施行到地方,稳定了地方秩序,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中央集权。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     

推进农业保险体系构建,完善我国农业防灾救灾体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对关系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农业灾害防治措施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综述我国农业灾害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两种主要的防灾救灾措施--国家防灾救灾措施和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措施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提出促进农业防灾救灾措施优化的发展对策.     

战争、土匪与政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约救灾成效因素分析——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频繁、土匪横行、政局动荡,灾多难广。频繁的战争耗费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救灾财力,破坏了森林、水利等防灾设施,阻断交通,延误救灾时机,造成农村生产力严重破坏,抗御灾害能力降低;土匪横行加剧了农村金融枯竭,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正常救灾工作延耽;动荡的政局造成正常救灾事务无人负责,官员患得患失,不安其位,疏于开展基本水利、植树等建设性工作。     

毛泽东减灾救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减灾救灾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整体发展与百姓民生福祉,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历来重视减灾救灾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和减灾救灾实践中,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灾害防救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预防为主与防救结合、坚持减灾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重视科研、保证救灾的廉洁性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坚持毛泽东减灾救灾的基本思想,对当代的减灾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解放前湖南娄底的自然灾害及其防治

解放前,湖南省娄底地区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灾、水灾和虫灾,还有雹灾、地震、风灾、冰冻等。这些灾害,特别是近代灾害,严重破坏社会生产,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并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历代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安全的需要,采取了一些积极的防灾救灾措施,但清末、民国时期的防治工作不如从前。     

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的地方应对

民国11年（1922），粤省潮汕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台风灾害，导致8万余人丧身其中，并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被称为20世纪死伤最严重的一次台风灾害。风灾发生后，潮汕地方精英动员当地社会内部力量并吸纳海内外各地潮属资源，担负起筹办救灾的重任，包括成立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澄海救灾公所及分所等各级临时救灾组织机构，派员到各灾区调查灾情并及时向海内外报灾，联合当地善堂及各驻灾区赈灾团体实施收埋尸体、救治伤员、施济粥食等一系列应急救灾活动；同时，为防患于未然，开展修筑堤围、建造避灾屋、建立医院等各项善后事宜，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延续起到了维持作用。     

建国初期山东省的生产救灾初探

建国初期,山东省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应对,领导灾区群众开展了生产救灾。生产救灾包括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国家救济、以工代赈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山东省的生产救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当今的防灾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应急救灾三方博弈模型研究

基于大型灾害应急救灾的特征,提出了用于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灾民行为的三方博弈模型。首先证明了在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此三方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并对均衡点进行分析,其次,研究了此模型框架下的道德风险问题,指出由于政府和灾民的相互不信任导致救灾效率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并同时给出改进效率的一些建议,最后对此三方博弈模型的优缺点进行分析。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问答形式，探讨灾荒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关于湖南改赈为贷的问题；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荒政的差异；政府和民间人士在赈灾活动中的地位。     

从云南自然灾害看地方政府的危机缓解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云南是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频发地区,在特定的地质环境条件下,发生灾害或许不可避免。灾前及时撤离,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关键在于灾前科学预测,准确及时预报。为此,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危机缓解在危机管理循环中的特有地位,重视危机缓解在公共危机中的可行性,重视研究制定具体的危机缓解措施。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