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从思想史角度论明清之际夷夏观念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由于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激烈的竞争而使这一观念具有封闭性,同时由于华夏文明进程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时期,建立在华夏文明优越感基础上的夷夏观念又兼有开放性的特征。明清之际,社会大变革,士人的夷夏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随着语境的变迁和在政治权力的激烈批判下,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它的内在合理性,在士人中间也丧失了它的话语空间而被边缘化。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与华夏正统之争

华夷之辨和华夏正统之争,实际是华夷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和融汇.以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崛起后,华夏种族优越论和华夏正统论也由此而产生.华夏诸侯对四夷的摈斥,秦楚吴越对华夏正统的进取,构成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由此也完成了华夏文化中心向秦汉汉族文化中心的转型.     

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经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认为夏商时期的东方地区(今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大体属夷人之域,例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就代表了这种见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将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同夷人文化相联系的研究也逐步提上日程。现有考古材料表明《夷夏东西说》所谓夏商时期河济淮流域“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夷夏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目前在考古     

华夏溯源

华夏溯源周坊华夏，与蛮夷戎狄相对而言。在古籍中，蛮夷戎狄与华夏简称夷夏，指文化落后和先进的两类地区。中原文化，其文明程度超过四裔──四方边地。华夏指中原，蛮夷戎狄指四裔。《尚书·武成》＂华夏查貂＂传：＂冕服采章曰夏＂。疏：＂冕服采章对技发左衽则有光华...     

王船山夷夏观辨正——以礼以分殊辨别人禽与夷夏为视角

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学术界多把他的夷夏观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夷夏观:即从船山的夷夏观推断船山将禽兽与夷狄等同;二是认为船山是典型的华夏主义者,也即大汉族主义者,这是对船山夷夏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从礼以分殊辨别夷夏为视角,即可还原船山夷夏观的真实存在:即船山本意并非将夷夏等同于禽兽,同时他也并非主张大汉族主义.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夷夏观的误解与误读.     

姑蔑国源流考述--上古族群迁徙、重组、融合的个案之一

姑蔑本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国族,经历了源于华夏,由中原播迁东方、由夏而夷、由夷而夏,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程,并在先秦夷夏互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周初东征践奄,姑蔑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留居鲁地逐渐融入华夏;其主体部分则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越境,并在越国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楚灭越后,越地经战国纳入统一的秦汉帝国版图,其境内的姑蔑族也在汉晋以后逐渐融入汉族。     

19世纪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新旧过渡

19世纪是中国人历史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传统华夏文明正统史观随着“天下”空间架构的裂变与文明谱系的夷夏错位而走向消亡,人们以新的世界眼光探索中西文明由对立而走向“大同”的历史趋势,并在历史的变易观念中注入竞争进化意识。     

由大一、浑沌说礼——兼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大一”、“浑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大一”或作“太一”、“泰一” ,实与“道”、“一”及“太极”同物而异名。“大一”主要指向自然 ,属天道 ,是关于宇宙本原的概念 ,而最终演化为天帝 ;“浑沌”由“大一”而来 ,则主要指向人类社会 ,属人道 ,是关于社会本原的概念。并最终演化为人 (皇、黄 )帝。人类社会乃由浑沌为始 ,一步一步分别 ,一步一步开通。分化浑沌 ,则男女有别 ,是礼理出 ;告别蒙昧 ,则排除血婚 ,是礼事现 ;战胜野蛮 ,则夫妇定位 ,是礼形生、礼器成。而随着君臣有正 ,上下、贵贱、等级有分 ,则礼制确立。于是中国历史由浑沌 ,而三皇 ,而五帝 ,终于实现三代文明。总之 ,礼生于分别 ,成之文明 ,礼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杜亚泉东西文化调和观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影响及其引起的东西方人们对欧洲文明的不信任感刺激了因民族危机而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出路的杜亚泉,他客观对比中西、冷静反思传统,进而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     

《红楼梦》历史文化精神论纲

作为红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于《红楼梦》精神主题的争论,二百余年以来从未间断。在不断进步的时代光华映照之下,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外文化的比较之中,《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将继续为红学研究提供诠释空间与意义场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部"家传"、"国史"、"拟《春秋》"三位一体的"今古未有之奇书",乃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之文本象征;以"三科九旨"为理论支柱的《春秋》大义,已然成为《红楼梦》全书之精神主旨。如果说文明与野蛮、繁华与衰落、入世与出世,是其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主题,向往天下化成,期望万世太平,关注现实人生,则是其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     

“五生”: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五生"指生物、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五生"理念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面临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新的观念,其以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构建生态文明为终极目标。"五生"理念的价值取向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五生"理念的实践诉求与归宿,"五生"理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概念演变及地缘内涵的分析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其统一与连续是辩证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地缘学角度来讲,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与中国之特殊的地缘要素、地缘结构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     

论周易哲学与度量衡制度

周易哲学是河洛文化的精髓。它既是塑造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指导原则。中国古代度量衡理论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于春秋,定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周易哲学"阴阳和合"的辩证法则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则贯穿于我国度量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这种具有鲜明东方思想色彩的度量衡制度,在世界度量衡史上占据着独特的重要地位。